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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道与科学主义的世纪之战

2018-02-04

傅景华中国中医研究院

中医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困惑学术界一个多世纪。有人说,生死与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而生存与健康则是人类的永恒主题。近年来,随着现代生物医学模式缺陷的不断显露,以及与人类保健医疗需求的矛盾激化,中医问题已经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什么是中医

中医是医道,而不仅是医学。道不是指道家,也不是指道教。《黄帝内经》出现“道”字269次,多以本原、过程的概念出现。而用“学”字6次,只以学习、学问的含义出现。《素问》有言:“子知医之道乎?”并谓:“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不是“朴素”“自发”的原始哲学,更不是人体科学与疾病医学。生命的存在方式为神气形,而不仅仅局限于人体结构。神为本,气为用,形为器。

中医的认识领域包括过程、枢机与结构,但主要是生命过程与枢机,而不是人体结构与功能。“素问”就是生命过程的问对,“灵枢”就是生命之神的枢机。中医是过程之道,而不仅是结构之学;中医是演化之道,而不仅是存在之学;中医是生命过程演化方式之道,而不仅是人体结构存在形式之学。“道”可包容“学”,“学”不可替“道”。

中医的思维方式包括感、知、悟,但主要是悟思与感思,在知思范畴的辩证思维与以形式逻辑为推理工具的现代医学明显不同。中医的求索方法主要是取象比类,从容综合;而不是还原实证,定量分析。

中医的实践目标是促进人的生命过程的自主实现、自由发展与自行和谐,而不是干扰、替代或取消人为所能了解的部分生理功能。人自己拥有调理一切失和、化解一切疾病的本能。中医摄生与治人就是调动这一本能。中医是治人之道,而不仅是治病之学。人为本,病为标。病态过程与生命过程是不可分割的。对待疾病应像我们对待孩子一样,要善待、引导、教化他们,而不是杀死、战胜、消灭他们。

中医不仅是所谓“应用科学”,更是生命之道与自然之道,也是文化艺术与社会之道。《黄帝内经》营造了梦幻般诗情画意的氛围,为实现人类心理的协调与精神的和谐,提供了天人和通的

文化背景与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道通于天道,亦通于人道。关于医道的社会原理及其应用,虽然常被人们用“自然科学”之剑来横加斩杀,但是中华医道自然、生命、社会大一统的原理,却永远是人类精神本性的光辉展现。

对阴阳、五行、病因、治法的再解读

阴阳是两类相反的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朴素的矛盾论。阴阳不是原始哲学,也不是经验医学的说理工具。阴阳是过程与枢机领域的概念,是运动方式、相互作用、变化属性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物质。阴阳的相互关系是同气相求,异气相害;同性相斥,异性相与;同象相类,异象相别。而不是什么阴阳相争,阴阳平衡,阴阳转化。

五行是五类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五种物质元素,也不是朴素的机械论,更不是封建迷信。中医五藏是五类生命运动方式的五行归类,而不是人体的组织器官。《黄帝内经》一再重申神藏、气藏、形藏的区别,就是为了避免后人将藏理解成什么“脏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藏是生命之神所属魂神意魄志的五行归类。气藏是生命活动反馈与协调、主导与驱动、演变与运化、传递与转输、发生与控制的五行归类。

中医病因是生命运动方式的失和,而不是物质性致病因素。气得其和则为正气,气失其和则为邪气。中和通是生命运动的最佳态势,失中、失和、失通就会出现病态过程。中医病机在于求因、求属、求势,而不在于定位、定性、定量。中医诊治之道在于把握病机,调理失和,促动生机,而不在于抑制症状,替代功能,切除病灶。求其所因,安其所属,调其势以使其和,乃是气治的根本原则。而中医诊治之道的最高境界在于神诊与神治。潜心内视,参悟生机,见微知著,出神入化方得医道之真谛。


中医治法有神治、气治、形治之类,又有调治、刺治、药治之异,而诸法又有治神、治气、治形之别。以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为纲领的药治,显然属于气治的范畴,且只是一种治法而已。药治三境界,上为神用无方,法无定法,以气化神,以神还虚;中为审病求机,随机变法,依法组方,运方促治;下为辨病求因,据因立法,专方专药,随证加减。还值得指出的是,中药治人,以药之偏调人之偏。微弱能量可以转动枢机,微小信息可以引发突变。信息是药之神。提取出中药的所谓有效化学成分,其自然和生命能量信息荡然无存。

 

什么是科学、科学主义与中医西化?

“科学”一词系由外文翻译而来,首见于梁启超“变法通仪”一文。西方的科学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古希腊时期,第二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三是工业革命时期。于是,对科学的概念便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认识和理解。第一是科学概念的本义,第二是科学概念的西化,第三是科学概念的神化。我们所说的科学概念的本义,是指历史形成的本质性内涵。西化是指与西方实验科学等同,神化是指绝对化与宗教化倾向。

各种辞书对科学的定义几乎都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或“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按照这样的定义,中医的科学性根本不容置疑,“中医是不是科学”的争论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中医不仅完全符合科学的定义,而且是任何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中医不是一般的知识体系,而是庞大的知识体系。中医不仅有分科的知识体系,而且有综合各科的理论纲纪,更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和无以伦比的实践效果。这是任何学科所不能具备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医不仅仅是科学,而且远远超越科学,并可包容人体科学,从而成为未来文明追求的目标。因为中医不仅包括对有形世界的认识,而且具有对自然和生命本原,以及其发生演化过程的认识。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科学”的概念却往往与西方近现代科学混为一谈。更令人震惊的是,科学概念的西化绝不是少数人的观念,而是普遍泛滥于当代思想界与科技界。如果科学作为近代以来形成的实验科学体系的代名词,那么不仅中医不是科学,而且中国古代并无这样完整意义的实验研究体系。所以不仅国外学术界,甚至中国自己的所谓主流学术界,都不承认中国古代有真正的科学。

科学概念的西化表面上看来似乎并不可怕,但是同时伴随着科学概念的神化,便使人类文明跌入几乎不可自拔的泥沼。鉴于现代科学在物质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使人类的物质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于是“科学”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圣坛,“科学”成为鉴定一切、衡量一切的标准,“科学”的统治地位逐渐变得像中世纪的宗教一样不可动摇。中医与中华文化被取代、被废弃、被消灭已是理所当然的结局。科学概念的西化与神化,不仅是中华医道的灾难,而且是人类文明的灾难。

在这一人为的前提下,就像把西医称作“现代医学”,把中医称作“传统医学”,然后再提出“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口号,是钻进自己设计的圈套一样;把西医纳入“现代科学”,其指导思想定为现代唯物主义的哲学,把中医纳入“古代科学”,其指导思想定为古代朴素自发的哲学,然后再争论“中医是不是科学”?“是不是需要现代化”?完全是跳进自己挖掘的陷阱。

人们既然高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为什么不用数千年中医实践去检验“科学”是不是绝对真理,却用只有二百年的西方医学理论把中医及其实践检验得体无完肤?任何真理都需要实践的检验。何况科学有非常具体的含义,科学绝不是惟一的真理。用“科学”鉴定其他理论与实践,甚至否定一切不相容的文化,就会使之变成科学主义,从而根本上背叛了科学精神。

于是,“中医教育”沿用所谓医学教育方法,并在大量安排西医学课程的同时,中医教材尽量采用西医学的解释。“中医科研”全面采用西医的思路、方法和价值标准。实验研究、动物模型、还原分析、客观标准、定量数据成为“中医科研”的几乎全部内容,课题的设计、立项、鉴定、评级完全按照西医的标准与规范。“中医临床”以辨证分型为特色而纳入西医病名之下,使其变成辅助疗法;中药研究”实际上是植化研究提取有效化学成分,使其变成辅助西药⋯⋯现今所谓“中医学”与中华医道背道而驰,是不伦不类地嫁接于西方科学的畸支。

挥舞科学主义的利剑,曲解、改造、消灭中医的主要力量,也许不是西医学界,更不是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而是中医界自己。张灿炠老中医说:“亡中医者,中医也,非西医也。”二十一世纪的“科道之战”人们把科学主义对中华文化的否定,以及后者的自卫往往称作“科玄之战”。“玄”的含义显然是“玄学”。其实,中华文化的精髓是道而不是学,更不是什么“玄学”。何况“玄”字也是被歪曲的,“玄”字表示对本原的追溯。“玄之又玄”就是追溯再追溯,直通那自然和生命的本原。道与学是包容关系,本无战事可言。并非谁要挑起论战,而是科学主义的统治已占据了与之不相容的各个领域,中华文化与中华医道被改造和被排斥得几无立锥之地。

二十世纪中医走过了孤独的旅程,曾出现过三次对科学主义的挑战。二三十年代,在废止中医的劫难中,张锡纯衷中参西,恽铁樵中西汇通,杨则民奋力为《内经》之哲学争辩⋯⋯中医并没有被废除,还在民间得以巩固。五十年代,在中医政策的鼓励下,中医又一次奋起论争。老中医纷纷撰文阐述中医理论,特别是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的正确性,但同时也出现了以西医解释中医的倾向。八十年代,迎来了中医挑战科学主义的春天。中医理论发展的热潮汹涌澎湃,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还提出震惊全国的观点:中医的发展“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革——科学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再一次出现跟文艺复兴一样的大事”。不过这一短暂的历史,很快被中医“现代化”的浪潮所淹没。

然而,就在人们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力图实现中医西医化的进程中,西方早在上世纪初就出现了第三次科学革命。随着相对论、量子论的问世,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分形论、超循环论、混沌论等以磅礴的气势席卷全球,现代科学理论处在深刻而又广泛的危机与变革之中。一大批卓有建树的科学家、哲学家惊呼,这一骤然兴起的伟大变革是向中国古代道的归复,是向中医原理的归复。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和人类认识的回归,中医必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科道之战的主战场。所以,中医现状面临的根本性、全局性的关键问题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西化”。中医未来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的战略目标也有两个字,那就是“东归”。“西化”就是向西方医学的异化,向“现代科学”的异化。“东归”就是向东方文化的回归,向中华医道的回归。西学东归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性过程,中医西化是人为造成的阶段性误区。

惟有中医可以承担战胜科学主义的伟大使命,是错误导向坐失了这千年等一回的历史机遇。为什么要提出战胜科学主义的战略呢?近代的欧洲,高举科学的旗帜与宗教统治作战,致使人类进入了崭新的现代文明。面对新时代的伟大成就,科学的地位便日益上升,几乎成了真理的代名词。然而,当科学主义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便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巨大障碍。众所周知,科学发展的规律是否定之否定。正如科学否定宗教统治,从而迎来现代文明一样,必须否定科学主义统治,人类才能实现未来文明。


中华医道既是生命之道,更包含着自然与社会之道。揭示生命之道,便可揭示自然与社会之道。二十一世纪是东西文化交会的时代,是人类认识东归的时代。与时俱进就是要复兴中华文化,复兴中华医道。与时俱进就是要尊重科学精神,批判科学主义。中华医道与科学主义新一轮的世纪之战,必将引导人类走向光辉灿烂的未来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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