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然生卒年不详。字清昼,吴兴人,其诗清丽闲淡,多为赠答送别、山水游赏之作。
唐代诗僧。生卒年不详。俗姓谢,字清昼,吴兴(今属浙江)人。南朝谢灵运十世孙。活动于大历、贞元年间,有诗名。他的《诗式》为当时诗格一类作品中较有价值的一部。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是一首皎然所做的五、七言古体茶歌。该诗约作于公元785年(唐德宗贞元元年),题中虽冠以“诮”字,微含讥嘲之意,乃为诙谐之言。其意在倡导以茶代酒,探讨茗饮艺术境界。皎然在茶诗中,探索品茗意境的鲜明艺术风格,对唐代中后期中国茶文学——咏茶诗歌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1
越2人遗3我剡溪4茗,采得金芽5爨6金鼎7。
素瓷雪色8缥沫香9,何似诸仙琼蕊10浆。
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11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12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13。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14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是一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篇,诗人在饮用越人赠送的剡溪茶后所作,他激情满怀,文思似泉涌井喷,诗人从友赠送剡溪名茶开始讲到茶的珍贵,赞誉剡溪茶(产于今浙江嵊县)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在细腻地描绘茶的色、香、味形后,并生动描绘了一饮、再饮、三饮的感受。[9] 然后急转到“三饮”之功能。“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饮茶的精神享受作了最完美最动人的歌颂。
这首诗给人留下有二层意义:一是“三饮”之说。当代人品茶每每引用“一饮涤昏寐”、“ 再饮清我神”、“ 三饮便得道”的说法。“品”字由三个“口”组成,而品茶一杯须作三次,即一杯分三口品之。二是“茶道”由来缘于此诗,意义非凡。茶叶出自中国,茶道亦出中国。“茶道”之“道”非道家的“道”,而是集儒释道三教之真谛。儒主“正”,道主“清”,佛主“和”,茶主“雅”,构成了中国茶道的重要内涵。皎然首标“茶道”,使茶道一开始就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中唐以湖州为中心的茶文化圈内任何僧侣、文人所不可匹敌的。结合皎然其他重要茶事活动,可以认为皎然是中国禅宗茶道的创立者。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借助于饮茶使思想升华,超越人生,栖身物外,达到羽化成仙或到达参禅修行的美妙境界,是中国古代茶道的主要类型之一。皎然的“三饮”便得道把饮茶活动作为修行悟道的一条捷径,借助于饮茶活动得到物我两忘的心灵感受,达到仙人般精神境界。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 ---唐 释皎然
越人遗我剡溪茗, 采得金芽爨金鼎。
素瓷雪色缥沫香, 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 情思爽朗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 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 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 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 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 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 唯有丹丘得如此。
作为皈依空门、万缘了断的僧人,皎然作诗论诗均无直接的功名动机,故主张抒写真情实感,所谓“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辞采而风流自然”。重性情而尚自然,显然受《文心雕龙》所谓“自然之道”、《诗品》所谓“自然英旨”的影响。如卷一论对偶乃“天地自然之数”,但“若斤斧迹存,不合自然,则非自然之数”,与《文心雕龙·丽辞》篇“造物赋形,支体必双”及“奇偶适变,不劳经营”之说用意全同。再如《诗品》从“自然英旨”出发,而反对沈约等人的声病之说,《诗式》也认为“沈休文(约)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卷一《明四声》);《诗品》认为“至于吟咏情性(指作诗),亦何贵于用事”,《诗式》也以“不用事”为“第一格”。但皎然论诗颇为辩证,而力避偏失。如他虽不满于沈约等人的声病之论过为繁琐,却又不废声律,认为“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卷一《明作用》),即合理而科学的声律规定,只要熟练掌握,并不妨碍诗人情志的抒发与艺术技巧的发挥。再如他虽以不用事为第一高格,却也并不一概否定用事,而以大量篇幅对用事的种种情况与利弊作了探讨。再如卷一《诗有六不》谓“气高而不怒,力劲而不露,情多而不暗,才赡而不疏”。《诗有六至》谓“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故而不迁”等等,都从正反、得失、过与不及两个方面着眼,虽有“温柔敦厚”、“中庸之道”之嫌,但在精神实质上,颇合艺术创作的辩证法。总之,重抒情而尚自然,可谓皎然论诗的核心观念,其他大抵由此生发。当然由于他的佛徒身份,其抒情往往为恬淡无争之情,而与慷慨、风力之豪情相违背,“自然”也显有佛、道思想的印记。
皎然论抒情,又颇主含蓄隽永、蕴藉风流之情,所谓“两重意己上,皆文外之旨……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卷一《重意涛例》)。在具体阐发中,又例举所渭“一重意”、“二重意”、“三重意”、“四重意”的前人诗句,虽不免牵强附会,有强作解事之嫌,但要求于具体形象之外含深长的一美感韵味,则用意可取。其“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之论,虽承刘解“文外曲旨”、钟嵘“文已尽而意有余”而来,却又受当时三教并重的影响,即儒家的“比兴”之说、道家的“得意忘象”之说、释家的“不立文字”之说。皎然对此,也有明言。
卷五论“复古通变”,也有灼见。复与变、古与今,都是历代要遇到并引起论争的问题。皎然认为“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对复古与通变的界定,较为得当。从他以为“复忌太过”而变“不忌太过”之语可见,他是更重“变”的。唐代诗学,主复与主变两条路线从开国至灭亡,贯穿始终,阵容与线索十分分明。皎然《诗式》虽也提及“风雅”、“诗教”,但其实不过是口实而已,骨子里显然是不断探讨新的艺术规律的变古派。
《诗式》中灼见胜论尚多,不能一一例举。总起来看,其中虽也有繁琐牵张及体系不严之弊,并遭后人“画地为牢以陷人者,有死法也”之讥(王夫之《鳌斋诗话》),但在唐代大量讲“诗格”、“诗式”之类以应科举的“免园册子”之中,可谓鹤一立鸡群,允为上品。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在历数此类格式之作后说:“以上诗话,惟皎师《诗式》、《诗议》二撰,时有妙解。”可谓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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