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后,为控驭汉地十八省、弥缝南北隔阂,在承明制基础上,创设“总督”一职——不专辖一省,而跨省统筹军政,尤重兵权与财赋。这既是制度创新,更是政治权衡:“外重内轻之局,非以重臣镇之不可”(《清史稿·职官志》语意化用),故总督非止高官,实为帝国边疆的“定海神针”。

乾隆朝定型为八大总督:直隶、两江、湖广、两广、四川、闽浙、陕甘、云贵。此八者皆辖两省以上,驻地明确,权责清晰。山西、河南、山东三省在顺康雍三朝曾短暂设总督(如山陕、河东),但因地理相邻、民风淳朴、无边患之虞,至乾隆时悉数裁撤,改由巡抚专理——此非削权,实为“简政固本”之策:精兵简政,反得实效。
清末甲午战败、庚子事变后,东北危如累卵,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设东三省总督,驻盛京(今沈阳),统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至此,九大总督格局终成。然须知:“新设非增实权,乃补残局之不得已”。彼时日俄已瓜分东北利权,东三省总督衙门形同“挂牌维持会”,威仪尚存,实权早空。
两江者,江南(后析为江苏、安徽)、江西之合称,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省正式分治,至近代又析出上海——故两江总督理论上统辖今江苏、安徽、江西、上海三省一市,驻江宁(南京)。然其体制之奇,在于“分权制衡”已达极致:“督抚不同城,提镇不驻省,权归于上,势散于下。”
他省如湖广、两广、云贵,皆督抚同城(武昌、广州、昆明),巡抚几为总督属吏;唯两江境内,江苏巡抚驻苏州,安徽巡抚驻安庆,江西巡抚驻南昌,江南提督反驻松江(今上海松江区)——四员大员,五处衙门,彼此不相统属,全赖皇帝朱批与总督个人威望调和。故清人有叹:“两江总督,非得曾涤生(国藩)之忠、李少荃(鸿章)之才、左季高(宗棠)之威,不足以镇之。”
正因如此,两江总督虽列第二,却最见真章。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苏、皖、浙、赣四省军务,节制巡抚、提镇以下,“二十万湘军如臂使指”,诚如王夫之所言:“天下之势,不在朝廷之号令,而在贤者之经纶。”然此非常态,实为乱世权宜。太平天国平定后,朝廷迅即收束兵权,恢复旧制——封疆之重,从来不在印信,而在时势与人器。
至于品秩:八大总督俱加“兵部尚书衔、都察院右都御史衔”,从一品;漕运、河道总督仅加“右都御史衔”,乾隆后更降为正二品。名号相近,实则霄壤——“总督”二字,非职称,乃责任状;非荣衔,实生死契。
最后点睛一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两江之地,自古膏腴,亦多风雷;两江总督之位,看似锦绣堆中,实为危崖之上——能坐稳者,非靠印信,而在胸中丘壑、手中经纬、肩上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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