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共历十三位皇帝(非十二帝),自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6年称汉王、前202年即皇帝位,至孺子婴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代汉,凡214年,都城长安,史称“强汉之基,成于西京”。

为何是十三帝?原文两处自相矛盾:一处列十三人(含少帝、孺子婴),一处又言“共12帝”。考《汉书·高帝纪》《后汉书·光武帝纪》及钱穆《国史大纲》第十二章,西汉正统帝系确为十三人——吕后所立前后二少帝(前188–前180)、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元帝刘奭、成帝刘骜、哀帝刘欣、平帝刘衎、孺子婴,皆见于《汉书》本纪,且《汉书·平帝纪》明载:“孺子婴,宣帝玄孙也”,班固特立《孺子婴传》以存其统。故“十三帝”为确论,所谓“十二帝”乃漏计少帝或误将吕后称制期全然抹去所致。
开国之君刘邦(前256–前195),泗水亭长出身,提三尺剑而取天下。在位八年(前202–前195),不尚虚文而重实效,定郡国并行、和亲匈奴、轻徭薄赋,更留下“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风歌》)——豪气干云,亦隐忧深重。南怀瑾先生尝言:“刘邦之胜,在知人;其政之稳,在能容。”此语可谓洞见。
继之者惠帝刘盈(前195–前188在位),仁厚而柔弱,虽行“萧规曹随”,减田租、弛商禁,使民休养,然大权尽归吕后。史载其见赵王如意被鸩、戚夫人成“人彘”,惊怖呕血而崩,年仅二十三。真可谓“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贾生》)——非不欲问,实不能问也。
文帝刘恒(前180–前157)、景帝刘启(前157–前141)父子承平守成,躬行节俭,废肉刑,劝农桑,“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汉书·食货志》)。此即彪炳史册之“文景之治”——非凭空而至,实赖数十年如一日之“无为而无不为”。
武帝刘彻(前141–前87,实为54年,含即位前为太子期),雄才大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遣张骞凿空西域;卫青、霍去病三击匈奴,“封狼居胥”;设十三州部,推恩削藩。然晚年迷信方士,酿成巫蛊之祸,太子刘据、皇后卫子夫皆死,牵连数万人。诚如《汉书》所叹:“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然穷兵黩武,百姓流离,亦由斯始。”
昭帝刘弗陵(前87–前74)、宣帝刘询(前74–前49)承武帝余烈而拨乱反正:昭帝时霍光辅政,轻徭缓刑;宣帝“信赏必罚”,吏治清明,史称“孝宣中兴”。尤可注意者,宣帝生于民间,深知“庶民之苦,不在法令之繁,而在吏治之蠹”,故亲理奏章,严察守令。
自元帝刘奭(前49–前33)始,外戚、宦官渐重,王昭君出塞虽为和亲佳话,然已显国势转蹙;成帝刘骜(前33–前7)沉溺酒色,赵飞燕姐妹专宠,朝纲委于王氏;哀帝刘欣(前7–前1)宠董贤,“断袖之癖”成千古谈资,实为王莽铺路;平帝刘衎(公元1–6)九岁登基,王莽摄政,改元“元始”,伪托周公故事;终至孺子婴(公元6–8)以两岁幼儿“居摄”,玺绶尽归新室。至此,高祖斩白蛇之锐气,尽化未央宫阶前冷月。
回望两百余年,西汉之兴,在得民心;其衰,在失人伦——非独失于君德,更失于制度之衡。班固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汉书·酷吏传序》引《论语》)西汉盛衰,岂非此语最切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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