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之战后,蜀汉几近倾覆,然赖诸葛亮运筹帷幄,内修政理、外结盟好、南平叛乱、北练精兵,终使危邦复振,鼎足之势再成。

蜀本弱国,经夷陵之败,兵折数万,元气大伤。若再与东吴为敌,则必为曹魏所乘。诸葛亮深谙“两害相权取其轻”之理,遂于建兴元年(公元223年)遣邓芝使吴,重修旧好。彼时魏主曹丕三路伐吴,孙权亦知唇亡齿寒,遂纳蜀使,复盟如初。自此,“东和孙权,北拒曹操”之策定矣。此非仅外交之巧,实乃存亡之机也。
益州未稳,南中豪强雍闿、朱褒、高定等相继反叛,孟获亦起而应之。诸葛亮不急于用兵,先蓄力养民,整军经武。至建兴三年春,乃亲率大军南征。其用兵之道,非惟以力服人,更以心化之。七擒七纵孟获,终使其心悦诚服,誓不再叛。南中既平,金、银、丹漆、耕牛、战马源源入蜀,军资渐充。正如《道德经》所言:“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诸葛亮之南征,正合此道。
昔吕洞宾尝言:“治大国若烹小鲜。”诸葛治蜀,亦如是焉——火候得宜,不扰民而国自富。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盐铁丝锦之利,自汉以来冠绝西南。诸葛亮设司盐校尉、锦官,专理其务,使“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及至蜀亡之日,府库尚存金银各二千斤,足见其理财之能。魏臣傅玄叹曰:“诸葛亮诚一时之异人也……入无余力,出有余粮。”此非虚誉,实乃躬行所致。
夷陵之后,蜀如风中残烛,稍有不慎,便成灰烬。然亮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内修德政,外结强援,终使危局转安。反观明末崇祯,虽勤政不怠,然无良相辅国,内外交困,终致社稷倾覆。二者相较,可知治国之要,不在君之独劳,而在臣之得人。
自建兴六年始,亮五次北伐,虽未克复中原,然于战阵之中,育将才、砺士卒。姜维、王平、张翼、廖化等皆由此崛起,后主虽庸,赖此群彦,蜀祚竟延三十载。此正如张三丰所悟:“动静相生,刚柔互用。”北伐非徒争地,实乃养国之术也。
杜工部有诗云:“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此心此志,岂止在隆中对?更在夷陵之后,扶大厦之将倾,续汉室之微光。后世读史至此,当知:国之存亡,不在地广兵多,而在一人之志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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