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常言,帝王之业在天亦在人。有宋一代,虽武功不振,然文事气象之学问,犹有可述者。譬如那位丹青圣手、道君皇帝宋徽宗,虽治国无方,却在气象观测之中,另有一番天地。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天象气候,事关收成丰歉,社稷安危。周人立表测影,以察寒暑之变;汉世观云望星,更成体系。东汉有《风云要诀》传世,其中载:“黑云如一匹帛,日中即一日雨,二匹二日,三匹三日”,皆由累世观察而得,言简意赅,用之有验。
然此类经验,多为短期推测。至于长期推候,仍属空白。至宋代,农业日益精进,朝廷愈重天时。天子深知,天象预报不仅关涉民生温饱,更系国家安稳。于是广纳贤才,专设机构,倾力钻研气象之学。
宋制与前朝殊异,设太史局崇天台、翰林天文院两司,共掌观天测候之责。如有异象,可“非时进奏,直达御前”,体制之密、反应之速,堪称历代之冠。
《宋史》载:“国朝置天文院于禁中,设漏刻、观天台、铜浑仪,皆如司天监。”仪器精良,人选亦慎。仅太史局一司,已有观测官二十余人,每夜察天象、录祯祥,皇门未开,文书已至禁中。
沈括《梦溪笔谈》曾录其勤勉之状:“每夜,天文院具有无谪见云物桢祥,及当夜星次,须令于皇城门未发前到禁中。”数据呈御览后仍交秘书省存档,以为后世考据之资。如此气象观测,实由皇帝亲自主持,视若国政。
昔者吕洞宾题诗曰:“伏羲授我先天卦,苍鸟衔书云外归。”天人之际,玄妙难言,而宋人以制度入天道,以人力测天意,实有几分道门修持的意味。
积累既厚,验效渐显。《玉海》曾载一轶事:太宗二年冬,开封久旱无雨,忽太史预报两日后将降大雪。至期果然应验,太宗大喜,宴饮赋诗,作《瑞雪歌》以嘉其功。
更奇者,常年浸染天象之学,竟连皇帝也成了预报高手。徽宗崇宁五年夏,大旱无雨,礼部请开坛祈雨。徽宗却从容言道:“二十六七必有雨。”果如其言,届时大雨倾盆。群臣皆称天子圣德感天,他却笑答:“非关德行,乃太一移宫,水数当至也。”
明人《玉堂闲话》评曰:“虽失国之君,亦有所长。”宋徽宗虽非治世之材,却深谙五行推移、气候迁变之理,岂非奇哉?
观宋一代气象之成就,非惟仪器之精、制度之密,更在其孜孜以求、代代积累的学者精神。朝廷重天象如重兵事,天子亲察若批奏章,遂使测天之学,于斯为盛。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天道幽远,人力有穷,然尽心焉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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