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存在时间长达319年,期间为何只发生两次大规模农民起义

宋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虽内有四百余次民变，却仅两次酿成大规模起义，其因在于经济结构之变与制度之调适，使民虽困而不至于绝境。

土地虽兼并，生路未断绝

宋承唐末五代之乱，疆域虽不及盛唐广袤，然所据者，皆中原膏腴之地。尤以江南、两浙、湖广为腹心，稻熟岁稔，遂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谚。此非虚言，实乃经济重心南移之果。自唐中叶始，北地战乱频仍，南土渐辟，至宋则水田精耕、占城稻入，亩产倍增，百姓仓廪稍实，虽赋役繁重，尚可苟延。

然宋室不抑兼并，豪强广占田亩，“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诚为隐患。然其所以未致燎原者，盖因租佃之制大异前代。昔者佃户如奴，身系主家，生死由人；至宋则官给户籍，与主户同列编氓，人身稍得自由。佃人可择主而耕，亦可弃田入市，不复为地主私属。此一变，虽未除剥削之根，却已缓其烈火之势。

市井通生计，道隐亦安民

更有一端，宋之商品经济勃兴，前所未有。坊市之限既破，夜市通宵达旦，商旅络绎于途，交子、会子行于市井，此乃世界纸币之滥觞。城镇日扩，手工业、服务业兴盛，失地之民不必困守荒畴，或为佣工，或贩小物，或入行会，皆可糊口。故虽田亩被夺，生计未绝，人心未溃。

昔吕洞宾尝游岳阳，见渔樵互市，笑谓：“世人争利如蚁聚，不知心安即道场。”宋人虽逐利，然市井之中自有活路，恰如张三丰所言：“顺世而修，不离烟火。”百姓于日常营生中得一线生机，便少一分揭竿之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宋民入市，亦各谋其生。此非盛世之象，却是乱世之堤。

故宋虽弱于外，常屈膝于辽、金、元，然内政之调适，使民怨有所疏，生路有所开。纵有王小波、李顺之起于蜀，方腊之乱于浙，终未能席卷天下，盖因多数人尚有退路，未至“宁死不从”之境。观史至此，当知治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安民；不在禁绝，而在疏导。正如《道德经》所云：“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宋之税虽重，然市井之活水，终未令万民同陷涸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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