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惠帝并非全然白痴,而是生在帝王家的愚钝者,最终因无利用价值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杀,结束了悲剧的一生。

公元306年,也就是惠帝光熙元年的腊月,寒风凛冽。东海王司马越看着手里这张名为“皇帝”的牌,觉得已经打不出什么花样了。这位被后世戏称为“大傻哥儿”的晋惠帝,在司马越眼中,不过是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于是,司马越派人送来了一张饼,饼中置毒。惠帝吃下,腹中剧痛,四肢抽搐,扑腾了一阵子,终于永远地睡去了,时年四十八岁。
南怀瑾先生曾言,历史是一面镜子,照见的不仅是兴衰,更是人性的因果。惠帝这一生,看似荒诞,实则凄凉。他登基十六年,多少个夜晚被人从热被窝里硬生生拽出来,强掖升殿,像个提线木偶般,被迫书写诛杀自己姥爷、母后、皇后、皇子,甚至皇兄皇弟的诏书。今天被这个王爷劫持当挡箭牌,明天被那个权臣拉着去军阵里炫耀,几乎没一天安生过。
世人皆笑惠帝痴,尤其是那句流传千古的“何不食肉糜?”——百姓饿死,他竟问为何不吃肉粥。但细细想来,这笑话里透着的尽是悲凉。惠帝处于半傻半愚之间,知冷知热,知苦知痛,既能因司马威硬掰他手指而发怒,也能因忠臣嵇绍血溅己衣而悲伤,他只是缺乏了常人处理复杂事务的逻辑能力,却偏偏身居九五之尊。这就像道家故事里讲的,吕洞宾成仙前,尚需历经“黄粱一梦”方能看破红尘,而惠帝身处深宫,连那点“梦”都做不明白,便被卷入了权力的绞肉机。
惠帝这一走,天下的士民反倒松了一口气,大家如释重负,热切盼望能出个像样的皇帝镇住场子。司马越随后立了惠帝的二十五弟司马炽为帝,改元永嘉,这就是晋怀帝。此时,还有个困守长安孤城的河间王司马颙。这位王爷少有清名,轻财好士,活了大半辈子,搞了这么多年政治,本该多疑反复,明白世道险恶,可人一旦动了侥幸之心,智慧便蒙了尘。
太傅东海王司马越以新帝名义下诏,征司马颙入朝为司徒。司马颙大概是觉得自个儿辈分高,回京当个清闲老头儿未尝不可,便带着三个儿子坐车赶往洛阳。这一去,便是一条不归路。车行至新安雍谷,司马越的亲弟南阳王司马模派来的将领梁臣,早已率精兵“恭候”。问明车上确是河间王,梁臣下马,突入车中,大手一掐,这位一向老谋深算的王爷便去了阴曹地府。紧接着,三刀落下,司马颙三个少年儿子的人头也滚落尘埃。八王之中,这是第七个向地狱报到的。
这便是乱世的残酷,昨日还是权倾天下的王爷,今日便是路边的枯骨。正如《道德经》所言:“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司马颙至死也没明白,在权力斗争的漩涡里,从来就没有安享晚年的可能。
八王之乱,七王相继被杀,东海王司马越看似熬到了最后,成了胜利者,其实他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司马越大权独揽,为了巩固地位,先杀怀帝的侄子清河王司马覃,又杀怀帝的亲舅王延及大臣高韬,甚至逼走大将苟晞。史书载其“专擅威权,图为霸业”,不臣之迹,四海皆知。
怀帝永嘉五年,洛阳城外狼烟四起,司马越内心不安,便戎服入朝,请讨石勒,想以此立功自固。他率四万精军出征,檄文飞向各州郡征兵,却是“所征皆不至”。此时公私匮乏,上下崩离,司马越在忧惧劳顿中,又得知怀帝密诏要杀他,行至项城时,忽发暴疾,一命呜呼。
同行的太尉王衍秘不发丧,想送灵柩回东海封地。可羯族首领石勒岂会放过这机会?他率劲骑追击,在苦县宁平城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队骑兵像打猎一样,围着数十万西晋军民发箭狂射,一日之间,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人。那场面,正如曹操诗中所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石勒命人烧掉司马越的棺柩,恨恨道:“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侥幸未死的二十多万兵民,又被另一部将王璋一把火烧死,甚至有不少尸体成了军士的烧烤军粮。太尉王衍、襄阳王司马范等六位王爷被俘。众人畏死,多自陈述求饶,唯独襄阳王司马范神色俨然,叱责道:“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半夜,石勒推倒屋墙,将他们活活压死,虽死,总算保了全尸。
至于司马越留在洛阳的部将何伦,拥着世子和王妃裴氏逃跑,行至洧仓,又被石勒截杀。东海王世子及皇族四十八个王爷,皆死于乱兵之中。这西晋的江山,终究是在这血雨腥风中,走向了彻底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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