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之所以没有骑牛打仗的部队,根本在于牛在农耕文明中的地位崇高,远非战马可比。正如《史记·平准书》所载,“农,天下之本”,牛便是这根本中的支柱。在古代中国,牛被视为“耕稼之宝”,杀牛耕牛往往律法严惩,甚于伤人,因为这关乎社稷存续。南怀瑾先生曾言,万物各有其性,牛性温顺敦厚,恰合农耕之需,若强用于战场,便是逆天而行。道家故事中,老子骑青牛出关,传道授法,牛象征的是一种沉稳与智慧,而非征伐之力。试想,若在春秋战国时,各国皆以牛为骑,怕是《道德经》中“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哲理,也要变成“驰沙场若驱笨牛”的笑谈了。故此,牛的首要价值在于生养,而非杀伐。

从生理而论,牛虽力大防高,却难堪战场重任。其速虽快,然耐久不足,正如《易经》云“亢龙有悔”,过刚则易折。牛全力奔跑片刻,便气力衰竭,这在追击或溃逃时,无异于自陷死地。反观战马,如《资治通鉴》中描绘的赤壁之战,“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靠的便是马匹的持久机动。马身结构宜人骑乘,稳坐其中即可;牛则重心前倾,骑者需踞前位,平衡难控,这好比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若让吕洞宾骑牛渡海,怕是剑术未施,先坠水中了。古诗词中,杜甫《兵车行》道“车辚辚,马萧萧”,马嘶战场已成定式,牛鸣田园方是归宿。
此外,牛性缓而稳,反成战场之弊。王公贵族坐牛车,图其平稳少颠,如《明朝的那些事》所述,明代宫廷尚俭,牛车代步显雍容,但这般稳重用于厮杀,便是致命短板。战场瞬息万变,需的是“疾如风,徐如林”的机变,牛儿慢行尚可,疾驰则易乱。昔年张三丰创太极拳,讲究以柔克刚,牛似柔实钝,马似刚实敏,故骑兵择马,正是顺应自然之道。
综此种种,牛虽不逊于马,却因社会价值与天资所限,终未成军。历史长河中,牛马各司其职,恰如《国史大纲》所强调的文明演进,物尽其用方是智慧。今人回看,或可一笑置之,然其中深意,莫过于尊重本性,不违天时——这或许便是道家修行中“道法自然”的又一注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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