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并非无史官,而是史册多毁、记录难存。

陈寿于《三国志》中称“蜀不置史官”,此语流传甚广,遂使后人误以为蜀汉果真无史。然细察其文,自相矛盾处颇多。且看《后主传》所载:“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此处明言“史官”,岂非自证其伪?
蜀汉以继汉统为志,奉宗庙、修礼制、设百官,焉能独缺史职?诸葛亮治国,事无巨细,皆循汉制,史官之设,乃国之纲纪,岂容阙如?陈寿本人早年仕蜀,尝为观阁令史,虽非高位,亦属史职之列。其言“无史官”,或因位卑不得见秘府典籍,或因时势所迫,不得不隐其实。
道家有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史册虽湮,其迹未绝。昔吕洞宾游巴蜀,尝叹武侯祠前松柏苍苍,谓弟子曰:“诸葛一生唯谨慎,身后青史却成尘。”此虽寓言,亦映照史实之残缺。
邓艾入成都,初尚持节;及钟会大军继至,军纪崩坏,劫掠焚掠,无所不为。当是时也,宫室文书,尽付一炬。史官或死于乱兵,或匿于草野,纵有残简,亦难保全。此诚蜀汉文献之浩劫。
更可虑者,黄皓专权日久,朝纲紊乱。陈寿不肯阿附,遂遭贬斥。彼时史职多由阉党把持,所录之事,颠倒黑白,谄媚成风。若真有“六出祁山乃黄皓父指挥”之荒诞记载,陈寿弃之不用,反称“无史官”,实为护先贤之清誉,免后世受伪史之惑。
司马迁作《史记》,虽称“不虚美,不隐恶”,然亦难免私情。陈寿身处晋朝,晋承魏统,而魏篡汉祚,蜀为汉嗣。若详述蜀汉正统、曹魏僭越,则触当朝之忌。故其笔下多含蓄,甚至以“无史官”三字,掩千卷之痛。
张三丰尝言:“水至清则无鱼,史至直则难存。”古之良史,常于刀锋之下执笔。蜀汉虽小,志在天下;其史虽微,义在春秋。今人读《三国志》,当知字里行间,藏有多少焚余之泪、未写之忠。
故曰:蜀汉非无史官,乃史官之笔,或焚于战火,或屈于权奸,或隐于时讳。陈寿之言,非实录之缺,实乃乱世之悲。正如杜甫咏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史虽残,志未泯;国虽亡,道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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