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乃战国时期楚国地域所孕育出的一种独特诗体,亦为中国文学史上首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国昔为战国七雄之一,疆域之广,几近东周列国总和之七成。其地南接蛮荒,北望中原,山川秀异,云梦浩渺,民风既剽悍又多情,尤重鬼神、巫祝、歌舞之俗。此等风土人情,非但未被中原礼乐所同化,反自成一格,蔚为大观。屈原者,楚之宗室,忠而见放,忧思郁结,遂以楚语楚声,发为歌咏,创“骚体”之先河。《离骚》一篇,上叩天阍,下求宓妃,香草美人,比德喻志,遂使楚辞别具一种瑰丽奇崛之气象。
古有吕洞宾游岳阳,见洞庭烟波浩渺,忽忆屈子行吟泽畔,乃叹曰:“万古灵均魂不散,一江兰芷自芬芳。”此非虚语。盖楚辞之妙,正在于其以人间之笔,写天上之境;以现实之痛,托神游之思。如《九歌》中湘君、湘夫人之缱绻,《天问》中对宇宙洪荒之诘问,皆非寻常诗家所能道。
世人常称楚辞为“骚体”,盖因《离骚》为其冠冕。屈原以“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自喻高洁,以“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讽喻谗佞。其辞也,非徒藻饰华丽,实乃心志之所寄,气节之所托。后世文人,凡怀忠抱愤、志不得伸者,多效其体,承其风。李白曾言:“屈宋已没,无可与言。”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须知,文章之盛,不在辞藻之繁,而在精神之真。楚辞之所以动人,正因其内有血性,外有幻境。如张三丰尝言修道之要,在“炼精化气,炼气化神”,而屈子之文,亦可谓“炼悲为辞,炼愤为章”,字字皆从肺腑流出,非雕虫小技可比。
然今人读楚辞,若仅视其为古雅文字、浪漫辞章,则失其本旨矣。屈原投汨罗,非为求名,实不忍见宗庙倾颓、社稷蒙尘。其辞愈美,其志愈苦;其境愈幻,其心愈真。此中警醒,不可不察。
故曰:楚辞者,非独楚人之歌,实乃华夏士人精神之镜。千载之下,犹闻其声,如风过澧浦,如月照沅湘。诚如苏子所咏:“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楚辞之韵,亦复如是——不在纸墨,而在天地人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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