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鳌拜曾经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

揭秘,鳌拜曾经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

鳌拜被谁欺负？答：正是权倾朝野的多尔衮！ 这位日后权倾朝野、连康熙帝都要忌惮三分的满洲第一勇士，也曾有过一段“虎落平阳”的憋屈岁月。

话说历史上的鳌拜，那也是经历过“媳妇熬成婆”的漫长苦熬。在他真正掌握权柄之前，没少被敲打压制，甚至几度在鬼门关前打转。能如此“关照”鳌拜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一手遮天的摄政王、大清王朝的实际掌舵者——多尔衮。

多尔衮对鳌拜的这一连串打压，堪称鳌拜人生履历中极为罕见的“被欺负”黑历史。然而，祸兮福之所倚，正是这段备受煎熬的经历，为鳌拜日后东山再起，积累了至关重要的政治资本。

一、虎落平阳被犬欺：英雄也曾有落难时

鳌拜，出身名门瓜尔佳氏，乃清太祖努尔哈赤麾下“五大臣”之首、被誉为“万人敌”的费英东的亲侄儿。他本人勇猛善战，素有“满洲第一巴图鲁”之称，其悍勇程度，比起叔叔费英东，那是毫不逊色。

早在皇太极在位时期，鳌拜便追随大军南征北战。他作战勇猛，每每身先士卒，深得皇太极赏识，长期担任皇太极的亲兵卫队长，忠心耿耿，可圈可点。

在关键的皮岛之战中（注：皮岛之战发生于1637年，即明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面对明军的顽强抵抗，清军攻势一度受阻。正是鳌拜，率领敢死队，顶着明军密集的炮火，在人数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硬是杀出一条血路，成功抢滩登陆，为后续大军扫平了障碍。此战告捷，皇太极大喜过望，不仅亲自撰写祭文告慰父亲努尔哈赤在天之灵，更正式赐予鳌拜“巴图鲁”的尊号。在随后决定明清国运的松锦大战（注：松锦大战发生于1640-1642年）中，鳌拜再次冲锋陷阵，立下赫赫战功，官位得以晋升，成为两黄旗中举足轻重的高级将领。

顺治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明朝覆亡。在决定性的山海关大战中，吴三桂开关降清，引清军入关击溃李自成。清朝由此定鼎中原，迁都北京。在随后追剿李自成、张献忠余部以及平定南明诸政权的过程中，鳌拜均身先士卒，战功卓著。特别是英亲王阿济格和肃亲王豪格，对其极为倚重，南下征战必点其名随行。真可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化用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大清王朝开疆拓土、定鼎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猛将，等待他的并非加官进爵、荣华富贵，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惩处与打压，甚至一度命悬一线。

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与多尔衮的生死恩怨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鳌拜坚定地站在了肃亲王豪格和年幼的顺治皇帝一边，与野心勃勃的多尔衮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

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猝然驾崩。由于生前未明确指定继承人，一场围绕皇位的激烈争夺旋即展开，焦点集中在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与皇太极之弟睿亲王多尔衮之间。

多尔衮一方，有亲兄弟阿济格、多铎鼎力相助，掌控正白、镶白两旗，势力雄厚。豪格则统领正蓝旗，并得到皇太极生前亲领的正黄、镶黄两旗（即后来的“上三旗”）大部分将领的支持，实力与多尔衮可谓旗鼓相当。

在这场白热化的竞争中，鳌拜作为两黄旗高级将领的代表，与索尼、图赖、图尔格、拜音图、何洛会、谭泰、冷僧机等七人，在豪格的授意下结为异姓兄弟，“共立盟誓，愿死生一处”，誓死拥立豪格为帝。这八人随后又分头游说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宗室元老，竭力为豪格争取支持。

同年八月十四日，决定皇位归属的会议在崇政殿举行。根据努尔哈赤确立的八旗共议制度（注：即“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参与议政者包括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颖郡王阿达礼（代善之孙）等。会前，在索尼、鳌拜的部署下，两黄旗的精锐护军已将崇政殿团团围住，气氛肃杀。

多尔衮试探性地询问索尼、鳌拜等两黄旗重臣的意见，二人态度强硬，直言“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明确表态只拥立皇太极之子（即豪格），断然拒绝了多尔衮，令其颜面尽失。

会议之上，阿济格、多铎率先表态拥立多尔衮。代善、济尔哈朗等则态度暧昧或倾向于立皇子。双方争执不下，僵持之际，两黄旗将领佩剑上殿，声称“吾等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语出《清史稿》），以武力相胁。最终，在多尔衮的提议下，年仅六岁的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顺治帝）被推上皇位，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暂时画上句号，却也埋下了日后腥风血雨的种子。

鳌拜等人在此次皇位争夺中的坚定立场，特别是对多尔衮的公开抵制，让后者怀恨在心。正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尚书·大禹谟》），政治斗争的残酷性，鳌拜很快就深刻体会到了。

多尔衮的报复，来得又快又狠：

第一次打击：顺治五年（1648年），鳌拜随豪格出征四川，平定张献忠大西政权，立下大功。豪格凯旋后，却被多尔衮以微末罪名构陷下狱，不久即死于狱中。鳌拜作为豪格的心腹，虽立有大功，非但未受封赏，反而因“瞻徇隐护豪格”等莫须有罪名，被议处死罪！幸而顺治帝年幼，尚需倚重两黄旗旧臣，多尔衮才勉强同意“免死赎身”，但鳌拜仍被削职为民，财产罚没。

第二次打击：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借口鳌拜在皇太极丧期期间，曾与图赖等人“谋立肃王（豪格），私结盟誓”，再次将其定罪，虽未处死，但官职、世职一降再降，处境岌岌可危。

第三次打击：同年稍晚，多尔衮又因鳌拜守卫的永平府（今河北卢龙）地区“擅撤防守”，再议死罪！这一次，又是顺治帝的“恩诏”救了他一命，改为“免死，赎身，革职”。

短短几年间，鳌拜这位开国元勋，竟三次被论死！其处境之艰难、性命之危殆，可见一斑。若非年幼的顺治帝还需要他这样的老臣支撑门面，鳌拜恐怕早已命丧黄泉。

然而，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化用《孟子·告子下》）。多尔衮的残酷打压，非但没有彻底打垮鳌拜，反而让他因“忠贞不屈”而赢得了更多满洲贵族，特别是两黄旗旧部的同情与敬重。当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突然病逝后，失去靠山的政敌们迅速被清算。顺治帝亲政，立即开始重用这些曾被多尔衮迫害的“忠臣”。作为“受害者”代表之一的鳌拜，凭借着往日的战功和这段“效忠先帝、对抗权臣”的特殊经历，迅速得到顺治帝的信任和提拔，最终位极人臣。这段“被欺负”的经历，竟成了他日后政治生涯中最闪亮的“勋章”之一。

回顾鳌拜的这段遭遇，不禁令人感慨：即使是猛虎如鳌拜，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也曾是身不由己的棋子。他的“被欺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倾轧的结果，却也恰恰印证了那句老话——“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而能否在逆境中蛰伏待机，则考验着每一个人的智慧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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