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董卓挟天子如持烫手山芋,徒取其祸;曹操奉天子则若执天下大义,终成其业。 这成败之间,绝非仅因二人品性残暴与否,实乃时势造英雄,亦英雄应时势也。

话说东汉末年,天下汹汹。董卓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看似手握乾坤。然其根基在西凉,于洛阳实是“强龙难压地头蛇”。谋士李儒见势不妙,编了个“东边一个汉,西边一个汉。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斯难”的童谣,哄骗董卓说洛阳王气已衰,长安才是龙兴之地。董卓正愁没借口跑路回老巢,闻之大喜,强令百官迁都,临行前一把火烧了洛阳城,连传国玉玺丢了都浑然不觉。
董卓虽挟持了天子,却似抱着金碗要饭。他不懂,更不屑利用“天子”这面大旗。在他手里,汉献帝过得那叫一个惨,连饭都吃不饱,皇家威仪扫地。结果呢?天下诸侯非但不听号令,反而以“讨逆”为名,十八路联军蜂起攻之。
再看曹操,手段就高明得多。当汉献帝颠沛流离,困顿不堪时,曹操“雪中送炭”,将其迎至许都。虽为傀儡,但献帝在许都,“衣食起居自有规模”,起码的体面得到了维护。这一手“尊王”的姿态,让曹操瞬间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天下心向汉室的人才,如荀彧、孔融等,纷纷投奔,看重的正是曹操手中的“汉室正统”招牌。这也为后世史家以曹魏为正统,称那段历史为“魏晋南北朝”埋下了伏笔。曹操深谙此道,故有诗云:“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要做的,正是招揽天下贤才的“周公”。
起初,曹操对献帝一家还算客气。但“衣带诏”事件如同当头棒喝,让他看清了权臣与皇帝之间那不可调和的矛盾。权臣就是权臣,皇帝就是皇帝,二者如冰炭不同器。曹操本人或许还想做个汉臣,但子孙如何,他已无法掌控。于是,伏皇后、国丈伏完被杀,曹操更将自己的三个女儿嫁给汉献帝。这一步棋,既加强了控制,也多了层亲戚关系。后来曹丕篡汉,封刘协为山阳公,允其在封国内着天子冠冕,善终而逝,与诸葛亮同年而卒(公元234年)。刘协晚年悬壶济世,成为一代名医,倒也算得善终。而此时,曹魏的大权,早已悄然旁落于司马懿之手,又是一段权臣与傀儡的新故事了。
那么,为何同样的“挟天子”,董卓身败名裂,曹操却能成功? 表面看,是董卓残暴失人心,曹操手段相对圆滑且有能臣辅佐。但究其根本,在于两人所处的“天下大势”已截然不同!
董卓专权之时,黄巾起义虽被镇压,但大汉王朝的架子还没完全散掉。多数州郡仍在名义上服从中央,地方官吏心中尚存“中兴汉室”之念。天子,在当时仍是拥有实权的“香饽饽”。袁绍等诸侯起兵讨董,打的旗号正是“匡扶汉室”。董卓挟持这样一个仍有号召力的天子,无异于将自己置于所有野心家的对立面,成为众矢之的。
而到了曹操时代,形势已如江河日下。群雄割据,汉室名存实亡。天子只剩下一个“天下共主”的空头名号,对地方诸侯毫无约束力。刘备自封汉中王,不过是给曹操控制的朝廷“上表”走个过场;孙权那边,鲁肃更是直言:“汉室不可复兴”(语出坊间流传之三国话本)。此时的天子,对曹操而言,不再是烫手山芋,而是一面可以凝聚人心、占据道义的旗帜。他利用这面旗帜,“奉天子以令不臣”,事半功倍。
简言之,董卓生逢汉室余烬未冷,妄图以暴力强夺尚有余温的权柄,终引火烧身;曹操则崛起于汉祚将倾之际,巧妙地将天子这面残破的旗帜化作己用,借尸还魂,终成霸业。这差距,恰似古人所言:“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董卓与曹操,一个逆势而为,一个顺势而兴,成败之数,早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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