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大宋,许多人心头总会泛起一丝复杂的滋味,既有对其“华夏文明之巅峰”的向往,又有对其“积贫积弱、终至覆亡”的惋惜。金庸先生笔下的江湖,郭靖杨康的名字,就刻着“靖康之耻”的国仇家恨,让人读来不免扼腕。然而,倘若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细细梳理这九位皇帝的百年光阴,便会发现,这其间并非一味悲情,亦有“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的明媚瞬间。

话说这天下,是从“陈桥兵变”的一声呐喊中易主的。后周检校太尉赵匡胤,黄袍加身,建元大宋,是为宋太祖。他深知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之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兵骄矣”。于是,一场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大戏上演,兵不血刃地解除了大将们的兵权。这手玩得漂亮,皇权是稳了,但也为后世“冗官”问题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太祖沿袭周世宗柴荣“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南征北战,基本统一了汉地核心区,算是一位合格的创业之君。
太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心思可就复杂多了。他既是位“政治思想两手抓”的皇帝,剃度了十七万僧尼以稳定社会;又怀揣着“战神”的梦想,亲征太原,灭了北汉,总算结束了五代十国的乱世。可一转头,两次伐辽,均惨败而归,连“杨家将”里的老令公杨业都兵败被俘,绝食而死。太宗想不通,我大宋兵强马壮,为何就收不回燕云十六州?他得出的结论是:缺人才!于是,他开始疯狂扩招科举,“崇文抑武”的国策自此被推向了顶峰。这为北宋的文化繁荣打下了基础,但也让武备愈发废弛。
到了宋真宗赵恒这儿,故事就更戏剧化了。公元1004年,辽国萧太后带着二十万大军南下,直逼澶州。真宗皇帝在寇准的“绑架”下,御驾亲征,宋军士气大振,射杀辽军主帅。明明是小有优势,可真宗心里却打起了退堂鼓,急匆匆地签下了“澶渊之盟”。从此,宋辽称兄道弟,大宋每年送给大辽“岁币”十万两白银。后世常骂这是“卖国条约”,其实不然。在当时,这笔钱更像是买和平的“保险费”。“以少许之银帛,换取数十年之和平,安民保境,利大于弊。”此盟之后,北宋迎来了长达百年的稳定发展期,经济、文化、科技全面爆发,堪称盛世。只是,这盛世之下,财政的窟窿也越来越大。
盛世之中,自然星光璀璨。宋仁宗赵祯在位四十二年,是北宋人才井喷的时代。包拯、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活跃于此时。民间传说的“狸猫换太子”,其原型就是仁宗的身世之谜。但繁华之下,危机四伏。与西夏的战争,又是一个“称臣、给钱”的“庆历和议”。范仲淹看不下去了,搞了场“庆历新政”,想给大宋这架老旧的马车做个大修,可惜触动利益太多,迅速宣告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在岳阳楼上写下了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忧思,何其沉重!
仁宗之后,英宗、神宗、哲宗三朝,大宋彻底陷入了“党争”的泥潭。英宗在位时间短,想改革却力不从心。到了宋神宗赵顼,这位年轻皇帝决心要大干一场。面对“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的巨大财政黑洞,他力排众议,启用了王安石。王安石变法,口号是“富国强兵”,起初效果显著,国库充盈。但新法过于激进,用人失察,加上新旧党争愈演愈烈,最终变法走了样。大文豪苏轼就因反对新法,一路被贬到黄州。在人生低谷,他写下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悼亡词,字字泣血,也道尽了那个时代文人命运的无奈。
苏轼的这句词,又何尝不是北宋国运的写照?“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神宗之后,哲宗年幼,高太后垂帘,旧党得势,司马光尽废新法。哲宗亲政,又反过来支持新党,打击旧党。这来回拉扯,国家内耗殆尽,国力一落千丈。西夏趁机作乱,辽国也走向衰亡,一个更凶狠的邻居——金国,在东北悄然崛起。
最后,轮到了艺术天才宋徽宗赵佶。这位皇帝,治国是门外汉,搞艺术却是宗师级。他的“瘦金体”书法,至今仍是绝唱。可惜,他任用蔡京、童贯等奸臣,搞得民不聊生,方腊、宋江揭竿而起。更致命的是,他做出了“联金灭辽”的愚蠢决策,结果引狼入室。辽国灭了,金国的兵锋直指大宋。公元1127年,靖康之耻爆发,金兵攻破汴京,徽、钦二帝被掳往北方,受尽凌辱。北宋,就此终结。在位仅一年零两个月的宋钦宗赵桓,成了亡国之君。金庸先生让郭靖、杨康铭记这段历史,其深意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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