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前期官吏无俸禄,实因拓跋氏沿袭草原部落“以战养官”旧俗,将掠夺所得充作薪俸,直至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北方底定、无掠可夺,方颁行“班禄制”,转由民赋供养百官。

诸位且看,北魏立国之初,鲜卑拓跋部自嘎仙洞崛起,跃马阴山,定鼎平城(今山西大同)。彼时政权初立,田赋未修,仓廪空虚,朝廷竟无定制俸禄。道武帝拓跋珪定下规矩:将士俸禄,全系战利品分赏。每逢凯旋,牛羊马匹、人口财帛倾仓而赐,官吏视征战为“发薪之日”。此风沿袭近百年,恰如《盐铁论》所叹:“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掠夺非但成常态,更被奉为国策。
史册斑斑可考:登国三年(388年)北征库莫奚,俘获十余万口;五年(390年)破高车袁纥部,得牛羊马二十余万;六年(391年)铁岐山大捷,再获辎重牛羊二十余万;灭匈奴刘卫辰后,马三十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尽数分赏。登国十年(395年)参合陂之战,坑杀降卒四五万人,军资杂财十余万计;神䴥二年(429年)北伐柔然,获马万余匹,袭高车得杂畜百万;太延五年(439年)克北凉,凉州珍宝“多不可计”,皆班赐将士。明元帝永兴五年(413年),奚斤破越勤倍泥部,获牛二十万头,拓跋嗣亲登白登山分赏官吏。此等记录,非孤例,乃制度使然。
然此制如饮鸩止渴。“官无常禄,则贪暴横生;民无宁日,则社稷危殆。”官吏为求厚赏,征战则屠城掠货,平日则苛敛百姓。拓跋珪“忆旧事必手刃朝臣”,太武帝拓跋焘攻宋时“以婴儿贯槊盘舞”,延和三年(434年)屠山胡白龙之城……暴行累累,民怨沸腾。各族反抗此起彼伏,北魏江山如累卵。南朝史官亦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及至孝文帝拓跋宏(后改元宏)临朝,北方已一统,四境无强敌可掠。太和八年(484年)秋,诏书颁行:“故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百官依品级领俸,资用取自州郡户调。掠夺分赏之制,终成历史。此举非仅止贪,更为迁洛、汉化诸改革奠基。司马温公有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制度向善,方引文明归途。后人当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咏史》),治世之要,终在安民养吏,而非刀锋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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