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世民亲定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画像悬于阁中,如星辰列宿,照耀大唐初兴之气象。可若翻开《旧唐书·苏定方传》《新唐书·苏定方传》,再对照《资治通鉴》卷一九七所载,便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苏定方在贞观年间最高只做到左卫中郎将,实职不过统兵千余的折冲都尉——相当于今天一个步兵团长,尚未立下足以比肩卫、霍、李、徐的开国级军功。

苏定方,名烈,冀州武邑人。十五岁随父苏邕讨贼安乡里,少年胆气已震一方;隋末乱起,先依窦建德部将刘黑闼,后归太子李建成——这段履历,在玄武门之变后成了隐形的“政治胎记”。李世民不加罪已是宽厚,但要破格擢升前东宫旧将,于政局稳定而言,确需审慎。正如《国史大纲》所析:“太宗用人,首重‘从龙之功’与‘定鼎之勋’,次及‘后起之锐’;而定方之锐,彼时尚未淬火成锋。”
转机出现在贞观后期。一代军神李靖慧眼识英,携其出征东突厥。史载:“定方率二百骑驰入颉利牙帐,风沙蔽日,敌不及备。”此役虽未擒获颉利(其已于贞观四年被俘),却以奇袭震慑草原,为李靖主力合围赢得战机。李世民闻之击节:“此子有古之骁果风!”遂擢为中郎将——仍是中层将领,离“功臣”二字尚隔数重山峦。
真正让苏定方名动天下、威震西陲的,全在高宗一朝:显庆二年(657年)代程咬金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千里奔袭,以万余之众破西突厥十万之师,生擒阿史那贺鲁于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新唐书》明载:“唐之州县,极于西海。”此处“西海”,即汉以来所称咸海,《水经注》谓“大宛西有西海,广袤数千里”,苏定方兵锋至此,实续霍去病“封狼居胥”之壮烈。难怪后人咏叹:“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此句,写的是盛唐气魄,而苏定方,正是那执钩而行、拓土万里的真男儿。
显庆三年(658年),他又平葱岭都曼之叛,“昼夜兼行三百里”,一战擒王。两灭其国,双献俘于太庙与乾阳殿——高宗亲临轩陛,戎服受俘,拜左骁卫大将军、邢国公。此时距凌烟阁绘像已过去十四年,而苏定方年逾六旬,须发尽白。
德宗贞元五年(789年),距太宗绘像已一百四十六载。藩镇割据,国势日蹙,德宗登阁追思,叹曰:“昔者功臣,或以位卑未列,或以时晚见遗。”遂诏增补二十七人,褚遂良居首,苏定方次席——这并非对太宗决策的否定,而是历史长河的公正回响:功业不在早晚,而在是否真正撑起了时代的脊梁。
所以,不必替苏定方抱憾。凌烟阁非终点,而是起点;二十四功臣是开国群星,二十七功臣是中兴薪火。他未入贞观之阁,却以白发之躯,为大唐续写了最雄浑的边塞诗篇——那诗行不在纸上,而在咸海之滨的朔风里,在碎叶城头的落日中,在后来杜甫笔下“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的苍茫期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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