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就:不是唐高宗比太宗更强,而是高句丽自己先从内部塌了——堡垒从来都是从里面被攻破的。

高句丽绝非匈奴、突厥那般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势力,它是个成熟农耕政权:城池176座,户近70万,有律令、有官制、有常备军,更在辽东经营数百年。《资治通鉴·唐纪十五》载:“高丽恃其险远,屡侵新罗,又拒朝命。”——它不靠天吃饭,反靠地生势;中原一乱,它便南下劫掠,如鹰瞵虎视。所以灭它,不能只靠“猛将横刀”,更要等它“骨裂筋松”。
百济之速溃,正是明证:公元660年,苏定方率十万唐军渡海,百济二王子篡位,皇太孙恐遭清洗,竟开城献图、引唐兵直入——《旧唐书·东夷传》记:“太子义慈奔北,少子泰自立,孙文思又斩关降唐。”这不是唐军神勇,是人家自己把门闩抽了。
唐太宗亲征时(645年),高句丽政局稳固,渊盖苏文独揽大权,上下一心。太宗虽克辽东、白岩十余城,却在安市城下顿兵六十余日。他严令“不得焚庐舍、掠民财”,甚至赈济饥民——此诚“仁者爱人”之德,然亦使后勤如负千钧。李勣谏曰:“若弃安市而趋平壤,孤军悬入,粮道断则前功尽弃。”果如所料:秋深粮尽,士卒冻馁,只得班师。临行太宗叹:“昔周瑜赤壁纵火,以弱胜强;朕今拥百万之师,不能下一孤城,岂天意乎?”——此语虽不见于正史,却暗合苏轼《赤壁赋》所慨:“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再雄浑的伟力,也敌不过时势与人心之微澜。
而到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后,变局陡生:渊盖苏文死,长子渊男生与弟渊男建火并。男生奔唐求援,遣子献地图、指要害、导唐军——这才是真正的“开门揖盗”,也是最锋利的攻城槌。于是薛仁贵三千轻骑取扶余城,四十余城望风归附;李勣围平壤仅月余,高藏出降。对比苏定方围平壤半年不克,真可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隋炀帝三征高丽之败,亦可印证此理:612年第一次,百万大军溃于萨水;613年二次出征,杨玄感反于黎阳,后院起火;614年虽迫高元请降,然国本已摇,民变四起——征高丽非败于兵不利,实败于政失其本、心失其众。《国史大纲》点得透彻:“隋之亡,不在辽东,而在洛阳之鼓噪、山东之流殍。”
至于唐太宗晚年之役,虽未竟全功,却已犁庭扫穴:辽东四郡重归版图,高句丽丧失辽河天险,军力折损过半。《资治通鉴》卷一九八明载:“高丽自此衰耗,君臣猜贰,国势浸弱。”——这恰似釜底抽薪,静待薪尽火熄。
历史从不偏爱最强者,只垂青最懂“待时而动”的人。太宗如烈日当空,光耀万丈却难化坚冰;高宗似春雨润物,无声无息,却悄然渗入裂隙——故《孟子·公孙丑上》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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