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的生活状况可以用概括:地位显赫,优渥的生活与艰难的仕途并存。

要说宋代文人的地位,首先要从宋代的武官说起。大宋王朝在乱世中建国,深谙一方军事将领权力强大的危害。因此,才有了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将国家军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但即使这样,皇帝依然不放心,为了限制武将的权力,“重文轻武”便成为大宋王朝的基本国策。
“重文轻武”既然已经成为既定国策,那么文人在宋代的生活状况如何呢?养尊处优、舞文弄墨或许就是宋代文人真实的写照。文人在宋朝的社会地位相当高,其生存权利得到了极大地保护。宋太祖曾留下训诫“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音同即,杀)之”。这样的训诫一出,文人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同时,宋代的文人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就更有闲情逸致。写一些抒情诗文,召集一些文人墨客饮酒作乐便成为宋代文人的一大爱好。如大文豪苏轼曾月下起舞,说道“我们就是神仙呐!我等文章人品,确实是千载一遇,后世怎么能赶得上呢!”另有翰林学士范镇,召集众多文人组成“飞英会”,在春季鲜花盛开时节在花架下宴请文人学子,花落谁的酒杯谁就要饮酒作赋。
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拓宽了文人的发展道路。同唐代的科举制相比,宋代科举制度进一步趋于完善。比如增加殿试,即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者皆是“天子门生”。殿试考中者,皇帝还会赏赐“闻喜宴”,这些高中者与皇帝一同进餐,使得这些文人自我感觉甚是良好。
宋代还流行“四喜诗”和“四悲诗”,四喜中的一喜就是“金榜题名时”,四悲中的一悲就是“下第举子心”。由此可见,科举在宋代文人心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有人评价宋朝的状元时说道:统兵数十万,恢复失地,凯旋而归的荣耀也无法与状元及第相媲美!
宋代文人尽管做官的几率很大,但也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同舞文弄墨相比,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仕途就相当坎坷了。苏轼经历过几代君臣,做过翰林院学士、礼部尚书等官职。但在“元丰三年”因“乌台诗案”被贬,晚年又因新党执政被贬至惠州。面对官场的起起落落,苏轼的态度是相当乐观的。其曾做诗自嘲一番“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或许只有宋代的这种社会环境才能培养出文人的这种心境来吧。
像宋人一样爱生活。跟汉朝比,宋朝无内乱;跟唐朝比,宋朝更舒适;跟明清比,宋朝更开放平和。宋朝是一个不太强大,但幸福感却是最强的朝代。没有一个朝代比宋朝更懂生活,更懂美。
对于宋人来说,他们收获幸福感的方式也十分简单:春日案头上的一枝芍药,夏日消暑时的一方软枕,出游时的一把折叠交椅,读书闲居时的一炉篆香。这些简单容易的小细节,就是宋人对生活最至深的爱与尊重。所以,他们的生活看起来总是简简单单,自在又惬意。
《女孝经图》
恐怕再也没有一个朝代的人们,比宋朝人更爱花了。春天,不管是大家女子的闺阁、士大夫的书房、富家人的庭院,还是路边简陋的小店、出家人的禅房、隐者的案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花瓶中插上几枝最当季的花,把自己的小空间装点得意趣盎然。
《盥手观花图》
宋代之前虽然也有插花,但一般只流行于宫廷与贵族家庭,或是佛堂供花。到了宋代,插花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生活时尚,深入到寻常百姓之家。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大抵洛人家家有花。”
《妆靓仕女图》
除了插花,宋人还有簪花的习惯,不论男女,不分贵贱,都以簪花为乐,正所谓“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对宋人而言,无论生活处境有多困窘,但似乎有花就够了,这样的快乐如此简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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