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充由伐吴头号反对者转任名义统帅,实为晋武帝司马炎调和朝局的政治安排;灭吴速胜之根,在于晋朝国力鼎盛、吴主暴虐失道、名将筹谋得当,天时地利人和齐聚,非一人之功,亦非偶然。

话说三国尾声,魏灭蜀汉(263年),司马昭本拟“三年之后,巴蜀顺流,水陆并进”以平东吴(《晋书》载其战略),然天不假年,265年溘然长逝。其子司马炎代魏立晋,然吴国据长江天险,拥四州之地、兵逾二十万,更有陆抗坐镇荆州,羊祜与之对峙多年,“各保分界,务修德信”,竟成君子之盟。及至274年陆抗病逝,羊祜疾奏:“孙皓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力陈战机已至。岂料朝中贾充、荀勖等重臣屡谏“吴未可图”,实恐伐吴功成,主战派势大。羊祜抱憾而终(278年),临终荐杜预;杜预再上表,言辞恳切:“今乘此利,譬犹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中书令张华更推枰直言:“吴主淫虐,诛戮忠良,今讨之,可不劳而定!”司马炎终拍案定策。
咸宁五年(279年)冬,晋发兵二十余万,六路齐出:司马伷趋涂中,王浑攻江西,王戎取武昌,胡奋向夏口,杜预直指江陵,王浚楼船自巴蜀顺流而下。耐人寻味者,武帝竟擢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总统诸军。此乃帝王深意:以反对派挂帅,既安其心,亦绝其口。贾充途中犹上表“乞召军还”,然王浚水师已破丹阳铁锁,杜预连克城池。但见“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刘禹锡《西塞山怀古》),280年三月,孙皓面缚出降,吴祚终绝。贾充 лишь至建业受降,徒拥虚名。
历史如镜,照见兴亡之理:吴之亡,非亡于一战,实亡于孙皓“剥面凿眼”之暴(《三国志》)、民心尽失;晋之胜,亦非侥幸,乃羊祜“减戍逻之卒,务农桑”积十年之功,杜预“明于筹略”定破竹之势。贾充角色之变,恰显庙堂权衡之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民心向背终定乾坤。后人观此,当知:顺天应人者昌,逆时妄为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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