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之亡,非刘备开基之失,亦非刘禅昏聩独责,实乃诸葛亮身后益州本土势力与外来集团积怨爆发、国策难继之果。

夷陵一炬,蜀汉元气大伤,白帝托孤之际,国势如风中残烛。然历史吊诡处正在于此:刘备虽启战端致危,却非亡国推手。若无孔明“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蜀汉恐难逃速亡之劫。观其后五次北伐(注:史载诸葛亮北伐凡五次,演义称“六出祁山”),虽未能克复中原,却屡震曹魏边陲,使强敌“畏蜀如虎”。此非“按着狠打”之戏言,实乃以攻为守之国策——杜工部有诗叹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正因孔明以法度重整山河,蜀汉方得续命四十载。故言刘备致亡,实为苛责开基之主,而昧于中兴之功。
孔明治蜀,三策定乾坤:一曰“严刑峻法矫宽弛”。刘璋旧政宽纵,豪强僭越,故亮引法家精义:“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诸葛亮集》)马谡街亭之失,亮挥泪斩将复自贬三等,法不阿贵,黔首称颂,然益州士族“我即法”之梦碎,怨怼暗生。治大国若烹小鲜,刚柔相济方为至道,然时势所迫,孔明不得不持雷霆之柄。
二曰“重用荆襄抑本土”。蒋琬、费祎、姜维等皆随先主入川之士,而托孤重臣李严(益州势力代表)因运粮诈言、阻挠北伐被废为民。此事非仅个人恩怨,实为路线之争:北伐需倾全州之力,本土豪强视其为耗财伤民之举。及至邓艾阴平突至,谯周(巴西郪人)力主降魏,其“夜观天象”之辞,演义虽谑,史实确载——《三国志》明言其“劝后主降”。刘梦得诗云:“生儿不象贤”,暗讽承平难继,然蜀中士心离散,岂独后主之过?
三曰“汉室正统聚人心”。此乃精神旗帜,前两策皆为此服务。然旗帜高扬,代价深重:魏行九品中正,吴行“吴人治吴”,唯蜀汉以外来集团主导国政,益州豪强利益长期被抑。孔明在世,德威并施,怨气可压;一旦星落五丈原,暗流终成巨浪。
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大将军费祎新春宴中竟遭魏降将郭循刺杀。史载虽为个人行刺,然朝堂震动、内应之疑难消——此实为本土势力反弹之标志性事件。自此,姜维北伐屡受掣肘,朝中“反战”声浪日炽。景耀六年(263年),邓艾阴平险道突现成都平原,谯周领衔劝降。刘禅非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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