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虽仅拥兵六万,却敢起兵反唐,关键在于他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所部皆为私兵,朝廷无法调动,加之中央军备废弛、朝政昏聩,使其得以乘隙而起。

安禄山本非汉人,乃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杂胡,幼年丧父,由突厥巫女之母抚养。史载其“少孤,随母在突厥中”,早年行止不端,曾因盗羊被擒,按律当死。然其临刑呼号:“大夫不欲灭奚、契丹耶?何杀壮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奇其胆略,免其死罪,收为部曲。此一转机,竟成乱世伏笔。
古人云:“乱世出英雄,亦出枭雄。”安禄山虽无圣贤之德,却有市井之黠。他善揣上意,巧言令色,深得玄宗宠信。尤以认杨贵妃为义母一事,更添宫闱亲昵。《资治通鉴》载:“禄山每见妃,必先拜,曰:‘臣胡人,得蒙天恩,又得为母子,死无恨矣。’”玄宗竟不以为僭,反赐浴华清池,宠遇日隆。
至天宝年间,安禄山已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统兵近二十万——其中直属精锐约六万余人。须知,唐代自开元后实行募兵制,边将所募之兵“父子相袭,视为家兵”,朝廷调令难及。故此六万之众,实为安禄山私属,唯其马首是瞻。
盛极而衰,理固宜然。玄宗晚年沉湎声色,委政李林甫、杨国忠之流,边防重兵尽付藩镇,中枢武备空虚。《新唐书》直言:“府兵法坏而兵农分,宿卫寡弱,方镇强盛。”长安禁军多为市井子弟,久不习战,闻鼙鼓而股栗。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杨国忠屡言安禄山必反,甚至派人搜其宅邸激之。安禄山本怀异志,遂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杨国忠”为名,率范阳精兵十五万(注:史载起兵时实有十五万,但核心嫡系约六万)南下。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十二月陷洛阳,次年六月破潼关,玄宗仓皇奔蜀,社稷几倾。
然其速胜亦速败。盖因安禄山所据者,仅河北一隅;所恃者,唯骁勇之卒。而天下民心未附,《旧唐书》称“百姓苦徭役,然犹思唐德”。加之郭子仪、李光弼等率朔方、河西劲旅回援,诸道节度使共讨逆贼,叛军顿成孤岛。更兼安禄山暴虐多疑,目疾发作后性情愈戾,终被其子安庆绪弑于洛阳宫中(公元757年正月)。
白居易《长恨歌》有句:“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语道尽盛世崩裂之骤。安史之乱历时八年,虽终平定,然大唐元气大伤,藩镇割据之祸自此而始。观安禄山之兴,非兵多将广,实因制度之弊、君臣之昏;其败亦非力屈,而在失道寡助,人心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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