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共花费约数千万两白银,给清廷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

据记载,乾隆在位六十年间,曾六次南巡。晚年时,他对军机章京吴熊光坦言:“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这番话表明,乾隆晚年已经意识到南巡的巨大耗费与负面影响。表面上的风光背后,是国家财政和南方农民财产的巨大损失,也为嘉庆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不得不通过除掉和珅来增加国库收入。
乾隆南巡期间,凡所到州县均下令只交本年应征地丁钱粮的十分之三,若当地上年受灾则再减免十分之五。六次南巡后,江南最为富庶之地,却导致清政府赋税缩水一半。例如,在第一次南巡江、皖、浙等地时,乾隆直接免去三省当年的钱粮,并豁免了从乾隆元年至十三年间江苏和安徽欠下的二百二十万两、三十万两地丁赋税,以及浙江当年三十万两地丁赋税。
第二次南巡时,江淮地区刚遭遇大水灾,乾隆又下令免除江、皖、浙三省二十一年以前积欠的所有地丁钱财。此外,直隶、山东也是南巡必经之地,一旦发生旱涝灾害,就免除之前所欠的赋税。第三次南巡时,江苏、安徽两省所有欠朝廷的公款全部豁免,共计免除白银两百多万两及粮食三十万石。乾隆口谕:“俱著全行豁免用敷恺泽,副朕行庆施惠之意。”
第四次南巡启程之际,乾隆宣布对直隶和山东两省的地丁钱粮豁免十分之三,同时恢复受处分或降级官员的原职,未受处分者加一级,并各赏两万两白银建造行宫。乾隆四十五年至四十九年间,更是连续三次免除两淮商人欠下的赋税,累计达四百八十万两白银。
这些豁免政策虽减轻了地方负担,但也使清廷收入大幅缩水,给财政带来极大压力。正如古人所言:“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资治通鉴》)乾隆南巡不断豁免赋税,虽有其善意,但最终却导致了财政困境。
从第一次南巡到第六次南巡,巡游规模和耗资越来越大。每到一处,地方供设都要耗资二三十万两,用于铺设道路、修建码头、整修街道、搭建戏台等。乾隆时期的官戏主要是昆曲,根据记载,当时乾隆在安徽、江苏段运河边上的城市,每隔一段距离两岸都会搭建昆曲戏台,称为香亭。
虽然乾隆免除了巡游地区农民的许多税收,但大多数措施实际上更有利于商户。当时,乾隆南巡的主要出资人正是江南一带的盐商。盐商们利用垄断商品哄抬物价,最终还是由农民买单。各地官员也多以迎圣驾之名,向当地农民、商人征收新的税收,可以说农民的税根本就没少交。乾隆这六次南巡烧的钱,实际上就是他的国库。
至于具体烧掉了多少钱?根据《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2》中列举的数据,乾隆十八年的总收入为5000万两白银,1300万石粮食。到嘉庆除掉和珅获得8亿两白银,说是能抵当时十五年财政收入,也差不多是每年五千多万两(这还是乾隆南巡结束十五年后复苏的情况)。清朝经济一直稳步上升,但在乾隆从1753年到1799年这四十六年的时间里,财政收入竟然一直稳定在五千万两,足以见得这六次南巡对于清政府财政的破坏有多大。
后来,乾隆还在《南巡盛典》里诗云:“牙樯春日驻姑苏,为问民风岂自奶?艳歌新舞翻觉闹,老扶幼架喜相趋。周踏岁计云秋有,旋察官方通弊无。人耳信疑还各半,可诚万众庆恬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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