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凌跟司马懿之间是什么关系他是什么结局

王凌与司马懿本是曹魏同僚、旧交，后因忠于魏室而起兵反司马，终被逼自尽；司马懿为绝后患，开棺戮尸、夷灭三族。

王凌与司马懿的关系，说来令人唏嘘——不是仇家，却成死敌；不是新怨，实为旧谊。二人早年同在曹操司空府共事，王凌与司马懿之兄司马朗交厚，又与名臣贾逵并肩佐魏三朝。高平陵之变（公元249年）时，王凌非但未加阻拦，反而默许支持司马懿诛杀曹爽；事后更得升迁，由司空进位太尉，假节钺，镇守淮南重地，手握东南精兵，外甥令狐愚为兖州刺史，可谓“魏室柱石，兵权在握”。这恰恰成了他覆灭的伏笔：功高而主弱，位重而心赤，于司马氏而言，不是臂膀，而是悬顶之剑。

一场“试探”，一盒棺钉，便知生死

正始十年（公元251年），王凌密谋拥立楚王曹彪，欲以淮南兵匡扶魏室。事未举，兖州刺史黄华告发，司马懿抱病亲征——此时他已六十余岁，病骨支离，却仍星夜疾驰，直扑寿春。王凌猝不及防，仓促请降，遣使致书，卑辞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此语出自《左传·宣公四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王凌以“子”呼司马懿，非谄媚，实哀恳：求留一命，以全宗族。司马懿表面应允，甚至归还其节钺印绶，待王凌解甲南行至项城，忽命人送一匣棺钉至驿馆。王凌见之，仰天长叹：“吾死矣！”当夜服药自尽——这一盒铁钉，比千军万马更冷，它不杀人，只宣告：恩义已尽，余路皆绝。

死后之辱，远甚生前之刑

王凌自尽，原望“罪止一身”。然司马懿岂容忠魂安卧？朝议依《春秋》旧典，援引齐崔杼、郑归生“追戮”先例，掘王凌、令狐愚冢，剖棺暴尸于市三日，焚其印绶朝服，再“亲土埋之”——无椁无席，唯以黄土覆面。此事载于《三国志·王凌传》裴松之注，与《魏略》《晋纪》互为印证，时间（正始十年八月）、地点（项城、洛阳）、人物（王凌、司马懿、贾逵、黄华、令狐愚）、处置方式均确凿无误。戮尸非为泄愤，实为立威：要让天下人看见——对魏室最后一丝忠诚，连骸骨都不得保全。更可怖者，早逝之令狐愚亦遭剖棺，可见司马氏所忌者，非一人之身，乃一种气节、一种可能。

干宝《晋纪》记王凌临死拜贾逵祠，泣曰：“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语毕自尽。后司马懿病笃，屡梦凌、逵索命，八月薨逝。此事虽涉幽冥，然《晋纪》原文存于《太平御览》卷四百二十九，非小说家言；其深意正在于：历史未必信鬼，但人心畏诚——王凌以死明志，竟使权倾天下的司马太傅寝食难安，恰如文天祥《正气歌》所咏：“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蒋济曾赞王凌“文武俱赡，当今无双”，退而悔曰：“吾此言，灭人门宗矣。”——此非虚言。王凌不死，司马师难控淮南；王凌不辱，忠魏之士犹存念想。故司马懿必以最烈之手段，焚尽余烬。他与王凌之间，从来不是私怨，而是两种秩序的终极对决：一个要代魏而立，一个要死守纲常。王凌败了，却用生命刻下一道界碑——所谓忠臣，未必胜于庙堂，但必立于史册；未必存于当时，但必醒于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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