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焉与刘璋,是实打实的父子;而所谓“夺地盘、娶儿媳”的主角,并非旁人——正是那位自称“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他先被刘焉认作侄子,后借刘璋之邀入川,终取益州为根基;更在刘璋败走后,迎娶其兄刘瑁之妻吴氏为夫人,称帝后册为皇后。此事看似悖伦,实则深嵌于汉末宗法、政治与生存逻辑之中——乱世不讲虚礼,只论实力;所谓亲情,常是权柄递嬗的薄纱。

刘焉本是汉室疏宗,东汉末年以“废史立牧”之议获任益州牧,公元188年入蜀,经营十余年,诛豪强、抚夷狄、设义舍、养私兵,将益州变为事实上的割据王国。他有四子:长子刘范、次子刘诞,公元194年联合西凉马腾攻长安讨李傕,兵败被杀;三子刘瑁体弱早逝,约卒于公元200年前后;幼子刘璋,性宽仁而少断,刘焉病逝(公元194年)后,在赵韪等旧部拥立下继位。此时的刘璋,既无军功历练,亦乏制衡手段,益州早已暗流汹涌——表面承父业,实则坐困危局。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欲取汉中,刘璋闻讯惶惧,竟听从张松、法正之谋,引刘备入蜀共御曹军。彼时刘备已据荆州,兵精粮足,岂甘久居人下?《三国志·先主传》明载:“璋然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这一纸檄书,恰如开门揖盗。三年后(公元214年),刘备反戈,围成都,刘璋开城出降。《华阳国志》叹曰:“璋虽庸弱,然以州畀备,亦可谓知命矣。”——不是不抵抗,而是无力抵抗;不是不防备,而是防不住人心离散。
吴氏者,陈留吴懿之妹也。刘焉在世时,因相士言其“当大贵”,遂为子刘瑁聘为正妻。刘瑁卒后,吴氏守寡近十年(约公元200–214年),至刘备入主成都时,年约三十五,确属古之“盛年寡居”。然刘备纳之,绝非“饥渴”或“好色”可蔽——此乃一场精心的政治联姻:吴氏家族世代蜀中豪族,吴懿、吴班兄弟手握兵权;纳吴氏,即稳吴氏,即固益州本土士族之心。《三国志·二主妃子传》载:“先主穆皇后,陈留吴氏也……初,刘焉以吴壹(即吴懿)为中郎将,随入蜀,遂嫁瑁。瑁死后,寡居。先主定蜀,孙乾、简雍等说先主纳后。”——连劝婚者都是心腹重臣,可见其郑重。
甘夫人早卒于公元209年,糜夫人殁于长坂坡,孙夫人返吴未归。刘备称帝(公元221年)前,内帷久虚。立吴氏为皇后,既合“继统需嫡配”之礼法,更收“抚蜀安民”之实效。故陈寿评曰:“后主敬贤爱士,而穆皇后之立,实系国本。”——“得国以仁,守国以和”,此之谓也。正如杜甫后来所咏:“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兴衰不在一姓悲欢,而在势之所趋、理之所归。
刘焉若泉下有知,或当喟然:他苦心孤诣筑起的益州高墙,终被同一血脉的“侄子”轻轻推开;而那曾被寄予厚望的“旺夫”吴氏,果然大富大贵——只是旺的,已非刘瑁,而是刘氏新朝。历史从不嘲笑天真,它只默默翻过一页,写下新的署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且付渔樵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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