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乂才干卓绝、体恤黎庶,堪与蒋琬比肩,却因执法严明、任用俗吏而触怒士族阶层,加之史笔多由士族执掌,故青史留痕寥寥——非其功微,实乃立场使然。

话说三国烽烟散尽,蜀汉后期文臣星河中,蒋琬、费祎、董允之名如皓月当空,然有位尚书令吕乂,其才其德,实不逊色。南阳人士,幼年失怙,父吕常随刘焉入蜀后滞留终老。少年吕乂未因家道中落而消沉,反以诗书琴韵涵养心性,《三国志》载其“少孤,好读书鼓琴”,清雅自持,风骨初显。《尚书》有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此理,他早铭于心。
初由王连擢为新都县令(注:据《三国志·吕乂传》,“举孝廉,除新都令”,非绵竹),施政宽仁,百姓感念。转任巴西太守时,正值诸葛丞相连年北伐,诸郡调发疲敝,吕乂独募精兵五千整训输送,粮秣调度井然。后守汉中,专司军粮,“供继无阙”,丞相倚为干城。亮卒后,蜀郡秩序浮动,他临危受命,整肃吏治,安辑流亡。尤见仁心者,任蜀郡太守期间,面对军籍逃亡之弊,不施苛刑,但以开导劝谕,“数年之间,漏脱自出者万余口”(《三国志》原文),万千家庭重归户籍,生计得安。此非权术,实乃“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躬行。
吕乂入朝为尚书令,持身清简,处事果决。然其“擿奸发伏,吏不敢欺”,又“好用文俗吏,屏斥士人”(《三国志》),凡涉豪强侵渔百姓事,必秉公裁断。士族子弟视其为碍,朝中微词渐起。然刘禅仍倚重其能,足见公论在民不在庙堂。
要害正在此处:古代修史之权,多握于士族文人之手。吕乂屡为寒门庶民张目,触其利益,史官笔下自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刻意淡化其功。非其事不彰,实因立场相左。南怀瑾先生尝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此语虽谑,却道尽书写背后的权力逻辑。青简几行名姓,难载万民心声;史册留白处,恰是良知照影时。后世读史者当思:若无《三国志》片语存证,这般勤政爱民之臣,恐真将湮没于尘烟。杜牧《阿房宫赋》警世之言犹在耳:“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鉴往知来,方不负青史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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