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在称帝前后有什么变化,为何在伐吴的时候完全变了一个人呢

刘备称帝前后判若两人，伐吴时的刚愎自用，实因身份转变带来的心理膨胀与权力异化，使其从“礼贤下士”的明主沦为“朕意已决”的孤家寡人。

称帝前：仁厚谦下，聚人心而成大业

刘备（公元161–223年），字玄德，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虽出身寒微——少时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却志存高远。他寡言少语，喜怒不形于色，尤以宽仁忠厚、善待士人著称。青年师事卢植，虽“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然好结豪杰，故“年少争附之”。此非虚名，实乃其人格魅力所致。

在群雄并起的乱世，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兵精粮足，却常行屠戮，如徐州之役“泗水为之不流”；而刘备则反其道而行之——入主新野、荆州、益州，皆以安民为先。入蜀后，“发还豪强田宅，劝课农桑”，深得士庶之心。陈寿于《三国志》赞曰：“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此评不虚。三顾茅庐请诸葛，非止礼贤，更见其能屈己下人。彼时君臣“入则促膝而谈，出则并辔而行”，火烧博望坡，亦听孔明号令，毫无“主公”架子。正因如此，关、张死节，诸葛尽忠，糜竺倾家相随——此皆非权术可致，实由诚心所感。

恰如杜甫所咏：“君不见徐卿二子生绝奇，感应吉梦相追随。”刘备之得人，正在于其未登九五时那份“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的谦卑与真诚。

称帝后：皇权障目，忠言逆耳终致败亡

然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称帝于成都，形势骤变。昔日共患难之兄弟君臣，渐成“君君臣臣”之格局。关羽败走麦城、身死东吴，本应审时度势，联吴抗魏，方为上策。然刘备悲愤交加，竟执意兴兵伐吴。赵云谏曰：“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秦宓叩首力阻，皆被斥退；秦宓更下狱几死。乃至诸葛亮上表陈利害，劝其“别图良策”，刘备竟掷表于地，厉声曰：“朕意已决，不得再谏！”

尤为警醒者，马良建议将连营布阵图送诸葛亮参详，刘备自负答道：“朕亦颇知兵法，何必又问丞相？”——此语一出，昔日“如鱼得水”之君臣情谊，已荡然无存。事实核查：刘备伐吴始于章武元年七月，次年六月猇亭之战大败，史载“死者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确为蜀汉国势转折之痛。

高位易使人忘本。权力未增其智，反蔽其心。正如古人所叹：“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刘备之变，非性情突改，实乃龙袍加身之后，误以为天命在己，遂拒忠言、轻谋略，终致彝陵之溃。

败后，刘备退守白帝城，方悔曰：“朕早听丞相之言，不至今日之败！”此语虽显悔意，然大势已去。相较袁绍杀田丰、曹操诛杨修以掩其过，刘备尚存一丝自省，然为时已晚。李国文谓其“感情失控”，诚然；然更深层者，乃制度性权力对人格的腐蚀——一旦坐上龙椅，便难再容“促膝而谈”之平等。

读史至此，不禁想起刘禹锡之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帝王之尊，若失谦抑，则如大厦将倾，纵有卧龙之才，亦难挽狂澜于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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