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茂公之所以被贬,实为李世民为太子李治“市恩”之计——借贬谪以成新君之恩,使忠臣感戴效死。

太宗晚年,深虑储君年少柔弱,亟需可托孤之重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长孙无忌虽亲,然外戚权重;李靖、房玄龄、高士廉等皆已物故;尉迟敬德虽勇,却沉溺丹鼎,日诵《黄庭》,几近半隐。唯李勣(即徐茂公)文武兼资,历事两朝,忠义素著,且熟谙朝局,堪为柱石。
《旧唐书·李勣传》载,太宗尝于闲宴顾谓勣曰:“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勣闻言雪涕,噬指流血以誓。太宗感其诚,解御衣覆之。此情此景,足见倚重之深。
然太宗深知,若李勣之恩尽出于己,则新君即位后难收其心。故临终前,忽贬勣为叠州都督,并密敕高宗:“汝于李勣无恩,我今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彼必感汝恩,致死力。”此乃帝王驭下之术,非为惩过,实为蓄恩。
明末王夫之于《读通鉴论》中痛斥此举:“太宗明知世勣唯利是怀……委之以相柔弱之嗣君,不亦愚乎!”其言虽峻,却点出一要害:以利结人,终为人所窥。李勣后来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助武氏立后,遂开女主干政之端,唐室几倾。
然细察史实,李勣在高宗初年确稳朝局,协力剪除长孙无忌等关陇旧勋,使皇权归一,方有“永徽之治”之盛。其行虽存争议,然未背太宗托孤之本意。道家有言:“大巧若拙,大忠似佞。”吕洞宾尝云:“世人只见表,不知里中机。”李勣之行事,或正合此理——外示圆融,内守其职。
古语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然帝王之术,常杂权变。太宗此举,非不知风险,实因时势所迫。正如张三丰论治国:“刚不可久,柔不可守,唯中道可久安。”贬李勣,非弃之,乃藏之;非疑之,乃养之。待新君登极,一纸诏还,恩自上出,则臣节自固。
故观此事,非独李勣一人之得失,实乃贞观末年权力交接之关键一着。太宗以退为进,以贬为恩,虽涉机心,然为社稷计,亦不得不尔。后世评之,当知其不得已,而非徒逞权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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