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之所以被后世称为中国古代第二个黄金时代,正在于其内修仁政、外拓疆域、纳谏如流、选贤任能,使天下由乱入治,百姓安居乐业,国势蒸蒸日上。

隋末群雄并起,烽火连天,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及至李世民登基,即以安民为本,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法,轻徭薄赋,使农人得有恒产,仓廪渐实。关中大饥之年,太宗开仓赈济,活人无数。史载贞观六年,全国死囚仅二百九十人;太宗竟放其归家省亲,约期返狱。秋至,无一人逃匿——此非严刑峻法之效,实乃德化人心之验。
昔吕洞宾尝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太宗深谙此道,不扰民、不妄作,政令简而民信,刑罚省而民服。故《新唐书》称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
太宗尤重用人之道。弘文馆广纳贤才,不论门第高低,唯才是举。长孙无忌、房玄龄出自勋贵,魏徵本为敌臣,尉迟恭曾是降将,皆委以重任。更革旧制,以科举取士,寒门子弟始有登龙之阶。又遣李靖等十三人为黜陟大使,巡行天下,察吏治之清浊;亲择刺史、都督,务求守令得人。是以贞观年间,贪墨几绝,官清吏肃。
太宗常言:“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失。”其恶隋炀帝拒谏亡国之祸,故广开言路,擢谏官,许百僚直议朝政。魏徵前后进谏二百余事,或面折廷争,太宗虽怒,终能容之。尝有退朝后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然旋即自省,复加礼敬。
帝王之难,不在克敌,而在克己。太宗晚年虽稍懈于初志,偶有愎谏之举,然其早岁虚怀若谷之风,已铸就一代治世之基。范祖禹有言:“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可为太宗乎?及其成功,复归于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此语可谓切中肯綮。
道家有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张三丰亦谓:“治世之道,贵在无为而无不为。”太宗虽未修丹鼎,然其政合黄老之旨——不扰民、不矜功、不蔽聪,故能致太平。南宋真德秀称:“后世人主好学者莫如唐太宗,贞观之规模不可以不复。”近代史家亦公认,自“文景之治”后,唯“贞观”可称盛世,其泽绵延百余年,奠定盛唐根基。
是以观之,“贞观之治”非徒武功之盛,亦非仅制度之精,实乃君德、臣忠、民信三者相济而成。此诚中国古代治世之典范,故被尊为第二个黄金时代,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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