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源于1900年道士王圆箓清理积沙时的一次偶然,洞中封存了自四世纪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绢画、刺绣、法器等文物四万余件。

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敦煌遂成丝路咽喉。千载繁华,商旅络绎,佛法东渐,梵呗不绝。然至北宋初年,中原势弱,河西走廊沦于割据。彼时敦煌称沙州,由归义军曹氏执掌。咸平五年(1002年),内乱骤起,节度使曹延禄兄弟被迫自尽,族子曹宗寿继位,然政权已如风中残烛。
史载黑韩王朝于景德三年(1006年)灭于阗佛国,消息传至沙州,僧众惶恐。彼时回鹘日盛,伊斯兰势力东逼,佛法有“末法将至”之忧。于是莫高窟诸寺长老,效仿古贤“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之志,将历代珍藏——经卷、幡画、佛像、文书——悉数移入第十七窟,此窟原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河西都僧统洪辩之影堂。封洞之后,外砌泥壁,绘以壁画,掩其形迹。后因兵燹频仍,僧徒流散,甬道遂为风沙所没,幽闭近八百年,竟无人知。
昔吕洞宾游终南,尝言:“真经不在纸上,在人心。”然乱世之中,人心易乱,纸墨反成护法之甲胄。藏经之举,非仅为避祸,实乃以物载道,留一线慧命于天地之间。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道士王圆箓率众疏浚洞沙,忽见秘室,惊为神迹,遂呼之“藏经洞”。洞中遗书,上起东汉,下迄元代,涵盖佛道典籍、户籍账册、医方历算、诗文曲辞,乃至粟特、吐蕃、西夏、梵文诸种文字,蔚为大观。姜亮夫先生曾叹:“整个中国文化,皆在敦煌卷子中表现。”
然此宝藏甫现,即遭列强觊觎。英之斯坦因、法之伯希和、日俄美诸国探险者纷至沓来,巧取豪夺。四万卷精华,十之八九流散海外,仅余残帙存于故土。此非独文物之失,实乃文明血脉之断裂,诚为中国文化史上空前之浩劫。
可叹王道士虽有护宝之心,却无识宝之眼,更乏守宝之力。彼时国势衰微,官府漠然,致使千年秘藏,任人搬取如市井货殖。后人读史至此,岂能不扼腕长叹?
然亦有慰藉处。敦煌遗书虽散四方,却因之广为人知,催生“敦煌学”一门,引全球学者究心。昔日埋于黄沙之简牍,今成照见古代丝路文明之明镜。正如苏轼《赤壁赋》所云:“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文物虽流离,其光未灭,反因众人共研而愈显其辉。
藏经洞所出,不仅为佛门典藏,更含天文、地理、民俗、语言之实录,多为正史所不载。其装帧形式——卷轴、经折、蝴蝶、册页——亦为书籍演化之活化石。诸多文字如吐火罗、于阗、希伯来文等,更为研究中亚古族提供钥匙。明珠虽暂埋砂砾,终有识者拂尘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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