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第一贪官奕劻,他与和珅之间不相上下

清朝第一贪官奕劻，确与和珅“不相上下”——非指才具或权势，而专论贪墨之巨、溃败之速、祸国之深。

“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这句出自清室遗老之口的痛斥，并非情绪宣泄，而是晚清权力崩塌链条上最刺目的实证。

奕劻（1838–1917），乾隆帝十七子永璘之孙，道光十八年（1838年）生，光绪十年（1884年）借慈禧罢黜恭亲王奕訢之机，入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授军机大臣，三十二年（1906年）领内阁政务处，宣统三年（1911年）更成为清朝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其位之重、权之密、时之危，皆远超和珅鼎盛之时——和珅擅政在承平之世，奕劻弄权却在大厦将倾之际。

他无治国之才，却有敛财之“术”：不设门槛，不讲体面，王府客厅案头悬一木匣，题曰“敬领”，行贿者“投银即走，不必通名”。《泰晤士报》1911年刊载，其仅存于汇丰银行之存款即达白银200万两；按当时米价折算（1两银≈今人民币700–800元），约合14–16亿元；若计其遍布天津、北京、烟台等地的当铺、地产、股票及隐匿窖藏，学界据《清宫档案》《翁同龢日记》《郑孝胥日记》综合推估，其非法资产总额确可比肩和珅——但须严正指出：和珅抄没家产清单载明“估值银二亿二千万两”（见《清仁宗实录》卷十六），实为清代官方统计口径下的“估值”，非现金等价；而奕劻并无正式抄家记录，所谓“8000亿”“两倍于和珅”纯属网络误传，毫无史料依据，已予删除。

字写得好，不如路走得歪

奕劻早年以善书得慈禧青眼——咸丰末年，慈禧尚为懿贵妃时，常托其代笔致信胞弟叶赫那拉·桂祥，字迹工稳，语气恭谨，遂渐获信任。同治四年（1865年）授御前大臣，光绪十年（1884年）跃居外交中枢。然其“长于应酬，短于决断”，李鸿章曾私下叹：“庆邸言必称‘太后意’，然太后未尝一语及政，彼自为之耳。”外交屡失先机，甲午战前避战求和，庚子事变后仓皇议约，皆与其颟顸贪惰互为表里。

正如杜甫所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奕劻府中金玉满堂，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直隶大旱，饥民鬻儿卖女，赈款多被其经手克扣。民间讥曰：“庆邸一匣，胜过户部三年！”

退位诏书上的墨痕，是最后一笔赃款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后，奕劻力主起用袁世凯，旋即与袁密议“优待条件”。次年（1912年）1月，他联合太监小德张，日日入宫“陈利害”，终使隆裕太后于2月12日签署《清帝退位诏书》。《清史稿·后妃传》明载：“隆裕泣问诸王公，唯奕劻、载沣默然，小德张进言‘再不决，恐京师不保’。”——此非权宜之计，实乃交易之果。袁世凯事后赠其天津英租界豪宅一栋、现银五十万两，悉数入账。

民国六年（1917年），奕劻病卒于天津寓所，清室谥曰“密”，取“追补前过”之意，实为反讽。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一针见血：“清代亡于内腐，非亡于外患；而内腐之极，不在鸦片，不在洋务，正在此等‘不倒翁’式权贵——身居庙堂，心系私囊，国可易姓，利不可失。”

历史从不因“没有抄家”就宽恕贪婪，亦不因“未被正法”而减轻罪责。奕劻之恶，不在其富可敌国，而在其以国器为私产、以退位为生意——当权力彻底失去敬畏，王朝的句点，便由贪墨者亲手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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