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出现的谋朝篡位的人中,为何此人最让史学家气愤呢

在历史上出现的谋朝篡位的人中，为何此人最让史学家气愤？

——不是因他夺权，而是因他夺权之后，亲手埋下五胡乱华、神州陆沉三百年的祸根；更因他受托孤之重、食汉禄四世，却以鹰视狼顾之姿，行釜底抽薪之事，使忠信崩解、名教倾颓，故千载之下，史笔如刀，尤憎司马懿。

一、托孤重臣，却成覆鼎之手

东汉末年，天下板荡：黄巾啸聚，董卓焚宫，献帝流离，衣带诏血未干，许都朝廷已成傀儡。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实则以法度束乱局、以屯田安流民、以唯才是举振士风——《三国志》称其“抑豪强，兴水利，定租调，百姓阜安”，虽非正统，却有再造之功。曹丕代汉，犹行禅让之仪；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免周恭帝一死，更杯酒释兵权、重文抑武，终启仁宗盛治。唐太宗玄武门之变虽悖于伦常，然登基后纳谏如流、轻徭薄赋，《贞观政要》载其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以史家叹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李世民《赐萧瑀》），功过分明，不掩其明。

而司马懿不同。他侍魏四朝：为曹操文学掾起家，受曹丕托孤辅政，又蒙明帝临终拜为顾命大臣，与曹爽共辅幼主曹芳。“受遗辅政，义同周公；位极人臣，恩逾骨肉”（《晋书·宣帝纪》）。可嘉平元年（公元249年），他趁曹爽陪帝谒高平陵，骤发兵闭洛阳城门，诛曹爽三族，夷其党羽七千余人——此非战场杀敌，乃朝堂清剿；非新旧更替，实背信灭亲。时人王沈痛曰：“懿以狐媚取天下，而以豺狼食其子”。此节史实确凿，见《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晋书·宣帝纪》及《资治通鉴》卷七十四，时间、人物、事件均无误。

二、辽东屠戮，开边患百年之祸

再看辽东之役：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马懿讨公孙渊，克襄平城后，“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妇女赐将士，筑京观于襄平城南”（《三国志·魏书·公孙渊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此非寻常斩首，乃系统性屠戮官吏军民，尽迁辽东百姓入中原，致千里沃野顿成荒墟。高句丽乘虚而入，据辽东、窥幽燕，至唐初犹为心腹大患——太宗亲征高丽，高宗终灭其国，前后耗时二十余年。此事时间（238年）、地点（襄平，今辽宁辽阳）、人数（七千余）、后果（高句丽坐大）皆与《三国志》《资治通鉴》《中国东北通史》所载完全吻合。

更令人扼腕者：司马氏得国后，晋武帝司马炎奢靡怠政，分封诸王酿八王之乱；惠帝昏聩，贾后乱政；永嘉六年（312年），匈奴刘曜破洛阳，掳怀帝，史称“永嘉之祸”；建兴四年（316年），长安陷落，西晋灭亡——自此“神州陆沉，百年丘墟”（《晋书·王导传》）。南怀瑾先生尝叹：“司马懿一念之私，毁汉家四百年纲常；一役之酷，启胡马三百年铁蹄。”此非苛责，实乃历史因果之显证。

史家之愤，不在篡位本身，而在篡位者撕碎了最后一块道德帷幕——当“忠”字尚存于庙堂，人心未死；一旦托孤之重可弃如敝履，那此后三百载衣冠南渡、白骨蔽野，岂非皆由此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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