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士族并非个个富甲天下——建康士族因清高拒商农,常陷俸禄拖欠之困;而地方豪族借田产经营,反而富可敌国。

若论魏晋风流,世人常将“士族”与“钟鸣鼎食”划等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正是东晋鼎盛时的写照。然而南朝更迭之际,士族内部早已裂为两途:居于建康的清流名士,清贫度日;而散落荆州、会稽的豪强门第,却坐拥良田万顷。
为何同为士族,贫富却天差地别?建康士族的困境,根源于三个致命选择。
其一,俸禄成空。南朝连年北伐,国库空虚。《南齐书》记载“百官俸禄,多不时给”,官员常数月领不到钱。士族以“清流”自居,不屑经商、务农,只靠不稳定的俸禄,自然捉襟见肘。
士族将“清谈玄理”视为身份象征,视商贾为“末利”,视农耕为“与民争利”。《南史》中记载,建康士族“耻于货殖,不营生业”,甚至“有食不充,犹矜傲不改”。反观荆州、会稽的士族,却大肆占山护泽、经营田产。宋武帝时,谢灵运在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便是典型。
外放地方官吏,借机敛财;收纳门客,收取孝敬;甚至贪污公款。吏部、秘书省等要职,素有“肥缺”之称。南朝民谚有云:“外任官如金矿,回朝即富翁”
需特别说明:当时“门阀士族”特指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世代为官的特权阶层;“地方豪强”则是指掌控地方资源的非官僚家族;而“寒族”并非贫困读书人,而是出身低微却有才学的士人,如刘裕、萧道成均出身寒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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