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府跑腿的之所以如此嚣张霸道,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背靠权力的这棵大树,狐假虎威,且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将公权变成了私器。

各位看官,咱们翻开大清的旧账本,你会发现个有趣的现象。那时候,“官”和“吏”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官者,管也,那是朝廷命官,管人管事管钱;吏者,力也,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差役、跑腿的,干的是抓人动粗的活计。按理说,这跑腿的应当低眉顺眼,可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这帮“吏老爷”却横行霸道,甚至比官还难缠。正所谓: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老百姓的日子虽然苦,但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也总结出了对付这帮“吏老爷”的三招办法。咱们先说这第一招,叫“塞钱,以钱制暴”。据《竹叶亭杂记》记载,清代四川流行一种骇人听闻的陋规,名唤“贼开花”。每当发生盗窃案,吏老爷们赶到现场,第一件事不是抓贼,而是将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统统拘押。百姓报一案,往往牵连数家,“贼开花”便由此得名。这其中的门道很简单:
送来银子的,马上释放;不见银子的,拳脚招待。
挨揍的滋味不好受,那些被冤枉的富户只能自认倒霉,纷纷掏银子打点,洗清这不白之冤。若是塞钱不管用,还有第二招,“告官,以权制暴”。据《郎潜纪闻三笔》载,乾隆年间,江苏官场流行一种荒唐的致富之道:吏老爷竟然带着犯人去抢劫!一年早春二月,狱吏率领数名犯人手持器械、铁链,在镇江市丹阳县境内打劫了一艘客船。船上有个正在下棋的老头,被囚徒连抽三铁链,头颅脊背受创,流血昏晕。哪知这老头非同凡响,乃是当朝太仆寺卿陈星斋,正解官居忧在家。虽然按规定官员居忧期间算作百姓,但这“特殊百姓”找当地官员讨要说法,丹阳县令哪敢怠慢?立马以大事大抓的态势,从重从严从快,将一干狱吏和囚徒处以重典。
若是官也告不通,那就只剩第三招了,“动手,以拳制暴”。据《清稗类钞》介绍,松江府某县王氏兄弟三人都是秀才,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常言“君子动口不动手”。吏老爷们据此认定“百无一用是书生”,时常欺负他们。有一回,催租吏找到王家,横看竖看都不顺眼,百般责骂。这一回,书生也急了,兔子蹬鹰,狗急跳墙,兄弟三人不仅将吏老爷痛扁一顿,还一把火烧了他们乘坐的官船。挨了一顿揍,吏老爷们也长了记性,再也不敢上王家找麻烦。
然而,这三种方法,不管哪一种,都只能解一时之急,整来斗去,最终受苦的还是百姓。塞钱,那是血汗钱,塞几次便倾家荡产;告官,官吏本是一家,告也白告;动手,那是造反的前奏,不到最后关头,谁敢轻易扯旗?毕竟结局大多是身首异处。
其实,吏老爷滥用暴力的背后,永远是强势的权力在撑腰。对此,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将权力关在笼子里,捆住吏老爷的手脚。但对清朝廷而言,这是最不靠谱、最危险的方式——捆住吏老爷的手脚,岂不是绑了官老爷的手脚?因此,纵观清朝历史,关在笼子里的权力凤毛麟角,百姓只能在“以钱制暴”、“以权制暴”、“以拳制暴”的死循环里反复折腾。
时光流转,沧海桑田,但这权力的傲慢有时却像幽灵般未曾散去。看看如今的新闻,竟也有几分似曾相识。今年1月20日,河南扶沟县一名村民邵红兵,因实在忍受不了村子旁加工厂飘出的难闻气味,拨打了投诉电话进行匿名举报。本以为这是为民除害的好事,谁知没过两天,邵红兵的亲叔叔和舅舅便找上门来,劝他不要再管。这还没完,下午邵红兵就接到了工厂负责人的电话,让他去厂里“检查”。
邵红兵前脚刚进工厂,后脚便有三个人将他按在地上殴打。打完之后,还强迫他下跪,并放话:
“再有村民举报,知道一次打一次。”
事后检查,邵红兵脑袋和身上多处损伤,脸部肿胀得眼睛都睁不开。更令人警醒的是,邵红兵明明是匿名举报,工厂却为何能精准定位?调查结果显示,是他的个人信息遭泄露了。这背后的逻辑,与当年的“官吏勾结”何其相似——环保局内部有人将举报人信息透给了工厂,由工厂自行“处理”。历史是一面镜子。从清朝的“贼开花”到今天的“信息泄露”,形式虽变,本质未改。若权力不能被真正关进笼子,若“跑腿的”依然能狐假虎威,那么百姓的结局往往只有两个:要么退一步,忍气吞声;要么干一场,改朝换代。这不仅是历史的教训,更是现实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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