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世和岳飞一样出名,而他却是擅长的却是逃跑

刘光世与岳飞同列南宋“中兴四将”，却以“逃跑”闻名于世，其一生堪称南宋初期军事与政治困境的缩影。

靖康之难后，赵构南渡建立南宋，朝廷偏安一隅，从长江到巴蜀，边守军始终面临金与西夏的双重压力。宋朝素来“重文轻武”，国贫兵弱，南宋建立之初更是摇摇欲坠。面对金军铁蹄，北宋遗留军队多不堪一击，所幸韩世忠、岳飞、张俊等名将辈出，后世又有刘琦、吴玠、王坚、孟珙相继而起。尽管南宋积贫积弱，这些将领却撑起了半壁江山。然而，“中兴四将”中，刘光世的声名却与其他三人截然不同——他擅长打仗，更擅长逃跑。

“逃跑将军”的“高光”与“污点”

刘光世出身将门，其父刘延庆曾任镇海节度使。早年因父荫入仕，一路平步青云：宣和三年（1121年），他随父镇压方腊起义，升任鄜延路兵马钤辖；后攻取易州（今河北易县），获封奉国军承宣使。靖康初年（1127年），他率军在杏子堡（今陕西志丹东杏子河畔）大败西夏，授侍卫马军都虞候，一时风头无两。

然而，这位“将二代”的战功到此戛然而止。此后，他因未按时驰援南京导致战败被贬，虽靠镇压张迪起义复职，却再无报国之心。1129年，金军仅以500骑兵突袭天长（今安徽东部），宋高宗仓皇南逃，刘光世虽奉命率3000将士“勤王”，却在未遇敌前便逃至江南。赵构稍稍立足，便任命他为元帅府五军都提举，他却日日宴饮作乐，对金军渡河浑然不觉——同年9月，金军从黄州渡河，他闻讯即率部南遁，堪称“闻风而逃”的典范。

逃跑成了刘光世的“本能”：1130年，金将完颜昌攻滁州，他只派王德、郦琼率少量兵力骚扰，主力按兵不动；1133年，伪齐入侵淮南，他直接迁至建康避战；1134年，金伪齐联军渡河，宋高宗亲征，他任左后卫却依旧消极怠战；1136年10月，伪齐刘麟渡河攻宋，他再次弃城南逃，直到被上司张浚强逼回头。正如古诗所讽：“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刘光世却反其道而行，成了“教胡马南渡”的“推手”。

朝廷的“不得已”与“刘光世现象”

为何刘光世屡次逃跑却能全身而退？答案藏在南宋朝廷的“无奈”中。作为当时最具实力的将领之一，刘光世手握重兵，是高宗倚重的“军事砝码”；他早期虽有战功，更关键的是，其部下多为归降的土匪、叛军，这些人只认刘光世不认朝廷。正如赵匡胤所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南宋既怕金军，更怕刘光世麾数万大军生变。

果然，1137年2月，张浚上疏罢免刘光世，同年8月，其部将郦琼便率4万人叛投伪齐，仅王德所部8000余人效忠朝廷。若非如此，岳飞纵有通天本领，也难挽危局。宋高宗只得对刘光世的“逃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保江山”与“保将领”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1139年宋金和议，刘光世被重新起用，任陕西宣抚使，封“和众辅国功臣”；1172年病逝后追封安城郡王；开禧元年（1205年）加封鄜王，终列“中兴四将”。“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刘光世位列“四将”，非因军功盖世，而是南宋“积弱养骄”的产物——正如明朝人点评：“宋之不亡，幸也；光世之列名将，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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