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项城,人们立刻想到的或许是某个牌子的味精,或是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袁世凯。比起豫东其他县市,这座城市的“现代感”似乎盖住了“古意”,但若拨开味精的香气和袁项城的故事,你会发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豫东大地,从来不乏千年古城的根脉。项城,便是其一。

项城之名,最早可追溯至西周初年的项子国。说起这季毂,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周武王的亲弟弟,武王伐纣时,担任虎贲中郎,那是周国的精锐中的精锐,能扛着大刀跟着武王冲进朝歌城的人,军事素养自然没得说。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因季毂在牧野之战立下大功,便将其分封到今天的项城一带,立了项子国。
按照《礼记》记载的周代封建官制,“王者之制禄者,公、侯、伯、子、男,凡五等”。项子国君在史料中被称作“项子”,位列第四等的小国。尽管季毂是姬姓周王室的亲族,但国小爵卑,终究是“酱油诸侯”的角色。不过季毂的后世子孙以邑为姓,据说这也是后世项姓的起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便是小国,也是周王朝礼乐文明的一环,只是时代的浪潮,从不为谁停留。
项子国虽小,却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可终究抵不过“春秋无义战”的乱世洪流。公元前643年,鲁国挥师北上,一举灭掉了项子国,此后这里便被称为“项地”。后来楚国北侵,灭了鲁国,项地便顺理成章地并入楚国版图。项子国虽亡,但“项”之名却从此扎根这片土地,如同《诗经》所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国的消亡,反而让地名在历史长河中愈发清晰。
与项子国同时期的,还有南顿一带的顿子国。和项子国一样,顿子国也是中原腹地的一个小诸侯国,国力孱弱,夹在大国之间如履薄冰。“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小国的命运,往往在大国博弈中身不由己。顿子国原本依附陈国,可楚国势力日益北侵,顿子国便在楚、陈之间摇摆不定,时而依附楚,时而靠拢陈,惶惶不可终日。
公元前637年秋,陈国见顿子国畏惧楚国,便以“惩戒叛徒”为名,大兵压境,一举灭掉了顿子国。顿子国国君仓皇逃往楚国避难,向楚成王求援。楚国大将成得臣率兵伐陈,势如破竹,很快攻占陈国两座城池,陈国被迫屈服。楚军在顿地一带筑新城,帮助顿子国复国,但新都城往南迁徙,后世便称“南顿”。然而复国后的顿子国,终究难以摆脱大国的阴影——公元前496年,顿子国国君欲投靠晋国,背叛楚国,同时与陈国断交。楚国联合陈国,再次发兵灭掉了顿子国。亡国之后,顿国贵族以国为姓,顿姓由此而生。“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唯有那些被历史记住的姓名,还在风中低吟。
顿子国灭亡后,项地一带全部并入楚国。到了楚襄王时期,楚国都城由郢迁至陈(今淮阳),以陈为国都,项为别都,足见项地当时的战略地位。
战国末年,嬴政灭六国,推行郡县制,项地被划入颍川郡,此时有项地名,却无项郡项县之名。直到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在此设立项县(治所在今沈丘县槐店镇)和南顿县(治所在今项城市南顿镇),均隶属于颍川郡,项城终于有了正式的县级行政建制。
说到南顿,便绕不开东汉光武帝刘秀。虽然古籍明确记载南顿城建于春秋,但当地百姓更愿意相信“南顿城是刘秀一夜修的”——相传昆阳大战后,刘秀西征途中遭王莽大军追击,寡不敌众之际,太白金星命土地爷带领小鬼一夜筑城,助刘秀脱险。这传说虽带封建迷信色彩,不足为信,但南顿确有“饮马池”“扳倒井”等与刘秀相关的遗存。“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刘秀与南顿的缘分,或许更源于史实:他的父亲刘钦曾任南顿县令,母亲樊娴都便是在此嫁入刘家。
公元43年,刘秀称帝后南巡,念及幼年在此生活的情谊,下令免除南顿县两年田赋。百姓感念其恩,修建光武庙以作纪念。至此,南顿与刘秀的故事,便从传说走向了史册,成了这座千年古城最鲜活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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