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康公屡遭晋国算计,根由不在外患之烈,而在其以虚礼代实策、以私情掩国谋,终使秦国东进受挫、国势阽危,此诚春秋霸业转折之痛史也。

遥想秦穆公在位之时,任百里奚、蹇叔为相,用由余、孟明视为将,西服诸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史记·秦本纪》),兵锋东抵黄河,威震西陲。然崤山一役,全军覆没,东出函谷之路终为晋国所扼。穆公既薨,巨轮失舵,传至其子康公罃,河西之地屡遭蚕食,数陷存亡之危。外有晋国承周室遗烈,数世经营,兵强势雄;后虽三家分晋,魏承其锐,吴起变法,秦之东望愈显渺茫。此非天命,实系人谋之失。
康公少年时,曾亲送舅氏晋文公重耳归国至渭水之阳,情动于中,赋诗寄怀:“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诗经·秦风·渭阳》)诗中情谊温厚,足见其重情守礼。然晋文公雄才大略,甥舅之私岂能撼动霸业根基?康公却将此情深植于心,即位后仰慕中原礼教,朝政渐染晋风,视周礼为圭臬,于乱世烽烟中持书生之仁。
及至晋国内乱,大夫士会奔秦,康公欣然重用。孰料晋人设局,遣魏寿余伪降诱之。康公不察其诈,竟信“暂归即返”之辞,慨然放行,更将士会家眷尽数礼送归晋——未动干戈而折肱骨,秦军士气顿挫,晋国不战而赢回栋梁,真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此非小失,实为国策之殇。
史鉴昭昭:治国者仁心须配金刚手段。康公之误,非在重礼,而在失察;非在怀情,而在忘势。南怀瑾先生尝言:“读史如照镜,照见古人,亦照见自己。”情义可贵,然若凌驾邦国存亡,则温良成迂阔,礼让变怯懦。
后人扼腕长叹,每引《诗》为诫:“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自康公后,秦沉寂数世,直至孝公发“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之诏,方启变法图强之幕。然渭阳送别之诗犹在耳,士会归晋之憾已刻骨——国运浮沉,岂独天时?实系掌舵者一念之明暗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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