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之所以迅速没落,根本原因在于其身处四战之地、内乱频仍,又恰逢晋楚齐等大国相继崛起,终在夹缝中耗尽国力,难逃覆亡之命运。

周平王东迁之后,郑武公因护驾有功,助周室安定洛邑,郑国遂得“卿士”之位,执掌王室政令,一时风光无两。至郑庄公时,更以“小霸”之姿号令诸侯,史称“春秋初霸”。然盛极而衰,其势难久。彼时晋国内乱——曲沃与翼城争立,长达六十余年“曲沃代翼”之役未息,无暇南顾;楚国尚在汉水流域吞并小国,未及中原;齐鲁亦未大举西进。郑国正处战略窗口期。
然好景不长。待郑厉公复位(前679年),晋国已由曲沃武公统一,是为晋武公,旋即强势北起;楚国则僭号称王,步步北侵;齐桓公任管仲为相,国富兵强,志在“尊王攘夷”。郑国顿成四战之地:北有晋,南有楚,东有齐,西接周室却无险可守。欲联晋则楚怒,亲楚则晋伐,附齐则楚晋共攻。如《左传》所叹:“郑,小国也,介于大国之间,朝晋暮楚,无宁岁矣。”
外患未解,内忧更烈。郑庄公虽雄才大略,然身后诸子争位,权臣弄柄,国无宁日。庄公卒后,昭公继位,数月即被祭仲废黜;厉公上台,四年即因谋杀祭仲不成而流亡;昭公复位两年,竟被大夫高渠弥射杀于野;继之子亹立,一年即遭齐襄公诱杀;子婴摄政十四年,稍见安定,却又被齐人攻杀,厉公再度复位。短短三十余载,五易其君,三君横死,政局如走马灯般轮转。
此情此景,恰如《诗经·小雅》所咏:“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然郑国非但不能“外御其侮”,反因内斗引狼入室,使大国得以乘隙干涉。人才凋零,百姓离心,国力日蹙。及至战国,韩、赵、魏三家分晋,韩国首取郑地,终在公元前375年灭郑,吞其都新郑。昔日“小霸”,竟成他人俎上鱼肉。
尤为警醒者,郑国地处中原要冲,本可凭交通之利、礼乐之盛聚天下英才,然内乱不止,贤者远遁,人口锐减。观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实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反面教材。孟子之言,诚不我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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