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之所以先支持后解散常胜军,无非是审时度势,借洋枪洋炮以平太平军之乱,待自家淮军羽翼丰满,便弃之如敝履,这正是他深谙“鸟尽弓藏”之道。

话说1860年,外国列强为守护上海,联手对付李秀成的太平军,表面上是为了迫使清政府遵守天津条约,实则暗藏扩张野心。从1860到1861年间,清廷开始谈判购买西方船只枪炮,并正式或非正式地雇佣外国陆军和海军人员。到1862年初,不单清朝中央政府答应购买一支配备英国军官的海军用于长江防务,江苏和浙江的地方官员也已招募起像常胜军这样由中外雇佣兵组成的军队,全力应对太平军持续不断的威胁。作为署理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起初大力支持常胜军,但后来却执意解散,这其中自有他的盘算。
李鸿章在军队近代化的早期阶段,深深依赖常胜军管带、那位引人注目的美国人华尔。他利用华尔的关系,获取枪炮、船只和其他军需品,并设法赢得这个美国指挥官的友谊,以博取列强的欢心。实际上,李鸿章更把握住国内的政治现实:他知道华尔同贪赃舞弊的上海道台吴煦私交密切,如果试图削弱其中一人,势必招来另一人的敌意。李鸿章心里清楚华尔至少参与了吴煦的某些非法活动,但他在华尔生前并未公开行动,而是继续同他密切共事,在获取武器和军事行动中互相建议和帮助。他在华尔身上看到一个“奋勇攻打”、“能倾服于上海众洋人”的西方领袖,认为其武器极有威力,中国士兵“与洋人是一是二”,没什么区别。正如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李鸿章正是借洋人之器以强自身。
1862年,李鸿章抵达上海后两个星期内,亲眼目睹近代西方武器对抗太平军的威力,立即为淮军采购这些装备。随后,他自然雇佣了常胜军中的西方教练。到1862年末,淮军已拥有一千余支来复枪和六七名外国教练;不及一年,军队扩充到4万余人,李鸿章自豪地拥有1万余支来复枪、若干门大炮及十几个新来的外国教练,这些大多来自常胜军。这段时期,李鸿章视常胜军为得力助手,借其力以稳固江南。
然而,1862年9月末,华尔在慈溪战役中不幸遇难,这给李鸿章带来了机会和困难。一方面,这帮助李鸿章削弱了吴煦的势力,因为吴煦对华尔十分依赖;另一方面,李鸿章失去了重要外国顾问,并面临军事管理难题。替代华尔的人选成为焦点,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提出候选人,但李鸿章坚持:外国人若带领中国军队,必须像华尔那样呈请成为中国臣民,受中国节制。华尔的得力助手白齐文看似符合要求,他曾要求成为中国臣民,娶中国妻子,献身反太平军事业。但和华尔不同,白齐文性子鲁莽暴躁,言行放肆,做事不负责任。1863年1月初,白齐文因饷给问题同中国当局争吵数月后,与杨坊发生严重冲突,他打了杨坊并夺走4万元。李鸿章立即要求撤职,指责他抢夺、叛逆和不忠。这事件让李鸿章警醒,正如红色警示所喻:外援虽强,若失控则反噬自身。
直到1864年2月,常胜军恢复战斗,在收复太平军主要据点中起重大作用,但到5月,李鸿章清楚意识到这支部队已过全盛时期。在他看来,常胜军过于“靡费”且无能,更多财政证据显示他们过分忠于“地方”,而淮军已是保卫江苏省的卓越工具。李鸿章匆忙作出裁撤计划,这引来赫德和上海英国方面的非议,他们认为常胜军至少部分应作为地方防卫力量“永予保留”。经过赫德、英国领事巴夏礼、戈登及李鸿章等人的艰难谈判,最终达成折衷:常胜军中约一千人保留下来,由戈登指挥,作为上海西南凤凰山外国训练项目的核心。这段历程,正如紫色道理所示: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李鸿章深明此理,以变应变。
总之,李鸿章对常胜军的态度,前期利用其攻打太平军,后期因领导去世和作用降低而转为解散,常胜军不过是他棋局中的一子。正如古诗云:“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李鸿章在乱世中步步为营,终以淮军取代常胜军,成就自家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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