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学家鼓吹“吴太伯”是日本始祖,实为窃取中华文化正统之名号,其居心昭然若揭——妄图以“炎黄子孙”自居,掩盖文化掠夺之实。

话说这吴太伯,本是周室宗亲,春秋吴国的开山鼻祖。孔子在《论语》中赞他“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司马迁更是将其列为《史记·世家》之首,称其“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以避让王位之德行冠绝千古。然则,最早记录日本的典籍《魏志·倭人传》(即《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倭人仅自称“少康之后”,与吴太伯毫无瓜葛——少康乃夏朝中兴之主,吴太伯却是周室先贤,二者年代相隔千年,岂能混为一谈?
到了《晋书·倭人传》,史家竟将“太伯后裔”与“少康之后”两说牵强附会,写道“倭人,自云太伯之后”。此后《梁书》《南史》等魏晋南北朝史书沿袭此讹,实为当时倭使为抬高自身地位而刻意攀附。须知彼时日本尚处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社会原始,稻作初兴,哪有什么“周室血脉”?正如《后汉书》所载,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遣使洛阳,仅获赐“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枚;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王帅升再献“生口”(奴隶),卑微如斯,何敢妄称圣王后裔?
倭人此等伎俩,实为文化自卑之遮羞布。待至明清易代,满清入主中原,日本江户幕府顿生“华夷变态”之念——他们竟将剃发易服的清朝视为“蛮夷”,自诩为“中华正统”守护者。及至明治维新,日本更以“文明开化”之名,行文化掠夺之实:大肆搜罗中国古籍字画,将《永乐大典》残卷、宋元珍本尽数运回;一面假惺惺“保存”华夏文明,一面却篡改史书,宣称天皇系谱源自吴太伯。君不见《日本书纪》(即原文所指《日本纪》)中,竟将神武天皇附会为“姬氏国”后裔,荒唐至极!此非“保护”,实为“窃据”,致使多少唐宋绝学流落东瀛,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真迹至今难归故土。
今日日本史学家仍喋喋不休鼓吹“吴太伯说”,无非是旧戏重演——借古史烟云,行文化霸权之实。其心可诛处,在于将“徐福东渡”的民间传说弃如敝履,却死抱“吴太伯”之说,只因徐福乃秦代方士,难攀“正统”高枝;而吴太伯是周室至德,更易包装成“东亚文明源头”。此等伎俩,恰似《诗经》所讽:“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硬把自家历史垫高成华夏正脉!
回望千年,中华文化如长江大河,自有其奔涌不息之正道。南朝谢朓诗云:“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正道沧桑岂容宵小篡改?我辈当记取:文化自信不在虚名,而在薪火相传。昔有吴太伯让国之德,今有吾辈守正之责——莫待典籍东流方悔迟,须将汉唐衣冠重振于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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