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们手握长江天险,看中了江南的富庶,更重要的是,他们抓住了清廷腐朽不堪、无力回天的历史机遇。

话说回来,这定都南京的事儿,在天国内部,可不是一拍脑袋就定下来的。这其中,有分歧,有争吵,更有命运的抉择。早在广西全州蓑衣渡一役,南王冯云山战死,太平军元气大伤,下一步怎么走,就吵翻了天。天王洪秀全想的是,不如退回两广老家,休养生息,从长计议。可东王杨秀清不这么想,他力排众议,非要挥师北上,杀进湖南。事实证明,杨秀清这一步棋走对了,太平军在湖南如鱼得水,队伍滚雪球般壮大。
等到了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一举拿下湖北省城武昌,队伍更是扩充到了惊人的50万。这下,更大的分歧来了。洪秀全又动了心思,说“以河南为家”吧,那是中原腹地,得天下者必取中原。可杨秀清这次又唱了反调,他的目标更明确——直捣金陵,也就是南京。此外,还有将领提议干脆入川,学当年刘备割据一方。这场争论,其实在天国定都南京后,余音都未了。
那么,杨秀清为何如此执着于南京呢?这里面,既有“天时”,也有“地利”。所谓天时,是机遇。太平军在益阳、岳阳一带,意外地招募了数千船工水手,缴获了民船无数,一支强大的“水营”就这么从无到有。攻武昌时,一个叫唐正才的典水匠,率领水营搭起浮桥,让千军万马如履平地,此役居功至伟。天国领导层一看,嘿,这水陆并进的好处太大了!长江就在眼前,为何不顺流而下?
而这地利,便是南京了。金陵,这名字一出来,就带着一股子王气。“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诗,道尽了这座六朝古都的沧桑。从宋、齐、梁、陈,到明太祖朱元璋在此经营,最终一统天下,南京的象征意义,无可替代。占了南京,就等于有了半壁江山,这对清廷的打击,是政治上的,更是心理上的。
更关键的是,
这不仅是占据一座城,更是扼住了大清的经济命脉。
“天下赋税半出江南”,江南是大清的粮仓、钱袋子。只要把这块富庶之地攥在手里,就算不主动出击,也能把远在北京的清廷活活拖垮。所以,当杨秀清力主顺江东下时,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座城,而是一个可以与清廷分庭抗礼的未来。当然,光有想法不行,得有实力。太平天国从1851年广西金田村起事,到1853年3月定都南京,不过短短两年时间,横扫六省,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的。他们凭什么能这么快?说白了,就是对手太不给力了。
当时的清军,主力是八旗和绿营。可这两支曾经横扫天下的军队,到了咸丰年间,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腐化到了骨子里。起义之初,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带着一千精兵去镇压,结果一头撞进太平军的伏击圈,全军覆没。更搞笑的是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在独鳌山打仗,一开始靠着炮火优势还挺得意,结果太平军派出七个人冲锋,他手下的几千官兵竟然“全行弃营,哄然从山顶溃下”。乌兰泰气得破口大骂,留下了“以一千官兵不敌七贼”的千古笑柄。
这哪是打仗,简直是送人头。
兵烂,将更烂。负责镇压的三个头头,钦差大臣赛尚阿、广西提督向荣、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三人之间矛盾重重。《清史稿》都看不下去,评价说“赛尚阿不知兵,专倚荣与乌兰泰。二人复不协。”1851年太平军占了永安城,清军三万多人围上去,结果向荣和乌兰泰又吵起来了。向荣主张“围三缺一”,放条生路,等太平军跑出来再追着打;乌兰泰则非要搞“铁桶阵”,一个苍蝇都不许飞出去。两人天天互相告状,谁也不服谁,导致“围永安久不下。”最后,太平军从容休整,吃饱喝足后一举突围,还顺手反杀了清军四个总兵。
历史的选择,往往就在这样的偶然与必然之间。当清王朝这艘大船千疮百孔之时,太平天国这股洪流,选择顺江而下,直取金陵,既是胆识,也是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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