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被罢官,既因他直言敢谏、锋芒毕露,也因南宋朝廷内部的妥协与倾轧。

1170年,宋孝宗在临安延和殿召见了时任建康府通判的辛弃疾。为了这次召见,辛弃疾挑灯夜战,作了充分准备。召见时,他向宋孝宗呈上了《九议》《应问》《美芹十论》等一系列治国强军的良策。特别是《美芹十论》,堪称一部句句精辟的军事专著,从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等十个方面,阐述了南宋对金是否可战以及如何战胜的方略。其中许多观点,都是南宋历代名臣名将未曾提到甚至未曾想到过的,其识见的精当、准确、全面、深远,可以说当时无人能出其右。
然而,尽管辛弃疾的战略切合实际,但时机却不允许。宋金刚刚议和,宋孝宗因北伐失败而毁掉了仅有的一点兵力优势,心存犹豫和畏惧;加之退位的宋高宗仍想保持安逸现状,不愿拿太上皇的帽子作赌注。于是,辛弃疾一腔热血,浑身胆识,换来的只是一声叹息。
之后十余年间,辛弃疾先后出任滁州知州、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湖北转运副使、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等职。在这些职位上,他作为地方官,薄征赋、招流民、教民兵、屯田地、平盗贼,所治之处政绩不凡。
1180年,在湖南安抚使任上,辛弃疾以“湖南多盗”为由,开始白手起家创建军队。不久,一支2500人的“湖南飞虎军”组建成功。此军经过他的精心训练后,军纪严明,军备精良,军力强大,成为南宋地方武装中最著名的一支劲旅,《宋史》称其“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然而,辛弃疾直率果断的性格和对于北伐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对外胆怯、对内倾轧的政治氛围中,却成了别人眼中的“出头鸟”。关于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的议论甚嚣尘上,一些不满他的人开始在宋孝宗面前弹劾他,他旋即遭到罢官。
从1181年冬天遭到弹劾罢官到去世的二十多年里,辛弃疾除了偶有三两年被起用到福建、浙东等地任安抚使外,其他时间基本都在江西上饶带湖边自己兴建的新家——“稼轩”,过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诗意栖居生活。
然而,这种诗意栖居对于常人或许是一种美好,但对于辛弃疾来说,却是另一番心境。辛弃疾并非天生的诗人,他天生是一个将士。对于一个手握宝剑时时准备跃马扬鞭上沙场的将士而言,有马不能驰骋疆场、有策不能行军布阵、有剑不能奋起杀敌、有志不能报效国家,这才是人生最苦闷和最痛苦的事情。
此后二十年,朝朝暮暮,辛弃疾时刻都没有忘记北伐。“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这首《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就是他赋闲期间苦闷心情的写照。如果说《鹧鸪天》中所谓“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还只是他的自嘲或牢骚的话,那么那首《贺新郎》中的“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则简直是他浓缩了悲痛和愤懑如雷霆霹雳的呐喊!
在闲得无聊的漫长岁月里,辛弃疾最后真的迎来了一次北伐的机会。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宰相韩侂胄开始起用主战派人士,辛弃疾也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后又被任命为镇江知府,戍守江防要塞京口。
1205年,韩侂胄发动了“开禧北伐”。对这次北伐,辛弃疾虽然精神上为之一振,但此时他已经66岁,年迈体衰,疾病缠身,已经不可能杀敌于疆场了。而更让他忧虑的是,韩侂胄这次北伐主观上是为自己身上贴金,军事准备又不够充分,胜算太少。辛弃疾因此创作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其中“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表达的便是对北伐的担心。后来,“开禧北伐”果然以失败告终。
1207年,辛弃疾因病去世,临死口中还在大喊:“杀贼!杀贼!”
提及辛弃疾,大家都知道他是南宋时的爱国词人。文学史上,辛弃疾与苏轼同为豪放派词人,并称“苏辛”。与苏轼“左牵黄、右擎苍”的文学想象迥异,辛弃疾的豪放是真的豪放。说辛弃疾是个文化人,却又武艺高强,能于万马军中取上将人头;说他爱国,却又桀骜不驯,属于“管控对象”;说是隐士,却又不甘寂寞,座中客常满,杯中酒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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