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帝刘彧被称“猪王”,既因侄儿刘子业将其囚于泥坑、以槽喂食的奇耻大辱,亦暗含后世对其晚年沉溺酒色、自毁基业的沉痛讽喻。

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开创刘宋基业的宋武帝刘裕抱憾而终,北伐未竟,山河未一。其子孙虽众,却多阘茸昏聩,国势如秋叶飘摇。幸有文帝第十一子刘彧(“彧”音yù,《广雅》释为“文”),如暗夜微光,初显气象。
“腹有诗书气自华”,少年刘彧风姿端雅,笃学仁孝。《宋书》载其“少而和令,好读书,爱文义”,撰《江左以来文章志》,续注《论语》;嫡母路太后病笃,他亲奉汤药,昼夜不离。这般才德,在刘氏宗亲中实属翘楚。
然生逢猜忌之世,其兄孝武帝刘骏性多疑忌,刘彧为全性命,毅然敛锋藏锐:弃文墨而耽口腹,数载之间,翩翩公子竟成臃肿之态。兄长见其“无害”,方稍释疑。岂料祸福相倚,新君刘子业(前废帝)继位,暴虐更甚乃父。
“湘中出天子”流言一起,身为湘东王的刘彧首当其冲。刘子业命人掘地为坑,注以泥水,剥其衣冠推入其中;复以木槽盛杂食,令其“以口就槽”,嬉笑曰:“此猪王也!”《宋书》血泪记载,字字锥心。
观此惨状,怎不令人扼腕长叹:“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七步诗》)宗室相残之酷,竟至斯极。
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刘子业暴政引得天怒人怨,刘彧于绝境中被拥立登基。初践大宝,他确有振作之象:宽刑简政,擢用寒门,躬行节俭,朝野称颂“明帝”之号似非虚誉。
然历史常以警醒示人:忧患可砺志,安乐易蚀心。昔日泥坑求生的隐忍,未能化为持守初心的定力。
在位后期,刘彧奢靡日甚:一器造九十件,蜜渍鱼鳔“一食数升”,腊肉“常至二百脔”(《南史》);因讳“白门”之语,竟怒斥臣下“白汝家门!”;病中犹拒医嘱,大啖羊肉。改元“泰豫”祈福,终难逆天理人伦。
泰豫元年(公元472年)春,三十四岁的刘彧崩于景福殿。南朝三百余帝,平均寿逾四旬,他竟未及而立之年。昔日撰文注经的儒雅少年,终被欲望反噬。
南怀瑾先生尝言:“得意勿忘形,失意勿丧志。”刘彧前半生以智全身,后半生以欲丧邦,恰印证《尚书》古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其“猪王”之名,初为暴君施加的屈辱烙印,终成史笔对其沉沦的冷峻判词——非关形貌,而在心性迷失。
千年青史如镜:真正的“王”,不在槽中饱食,而在民心所向、德行所立。此中深意,岂不令后世执政者惕然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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