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崛起,并非刀光剑影的偶然,而是商汤以仁德聚民心、以谋略剪羽翼,于夏桀失道之际应天顺人,终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千古典范。

夏末之际,桀(履癸)继位,史载“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夏本纪》)。其暴虐如烈火烹油,视黎民若草芥,“斩杀黎民如刈草菅”,百姓愤然盟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与此同时,东方商族悄然壮大——契之六世孙王亥通有易、行贸易,“服牛乘马,以为民利”,商势渐兴;至十四世孙汤时,已成“云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诗经·商颂》)的东方雄邦。
汤迁亳(今河南商丘虞城谷熟镇西南),厉兵秣马,更以德化民:“夙兴夜寐,轻赋薄敛,布德施惠,吊死问疾”(《管子》)。百姓亲附,诸侯归心,故《史记》载“汤修德,诸侯皆归商”。然桀忌其势,囚汤于夏台;汤脱困后,于誓师时昭告天下:“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尚书·汤誓》)此非私怨,实乃代天行罚。
汤先剪桀之羽翼,依《诗·商颂·长发》所咏:“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郑玄注:“三国党于桀恶”,故先平韦、顾、昆吾。及至鸣条(今山西夏县西),桀军“未接刃而桀走”,一战溃败,桀奔南巢而终。汤还亳践位,“代夏朝天下”,中国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巍然立于东方。
商初政制,实为部落联盟之升华。汤为共主,诸侯如星拱月,各守其土——“非如周制宗法森严,乃以德信相维,召之即来,如百川归海”。故《左传》有言:“商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其谦抑仁厚,正合南怀瑾先生所叹:“王者以德服人,不以力压人。”后世观之,商之崛起,非仅兵锋之利,实乃民心所向、天道昭彰。恰如《周易·革卦》彖辞点睛:“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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