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公子,指的正是张伯驹、张学良、溥侗与袁克文这四位风雅绝伦的名士,他们以才情横溢、不拘一格的风流气度,撑起了民国文化界的一片天。

先说张伯驹(1898—1982),河南项城人,字家骐,号丛碧。他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内弟,当过长芦盐运使、河南都督,却因镇压白朗起义失利被免职;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张镇芳还任登基大典筹备处副处长。张伯驹自小就是个奇才,七岁入私塾,九岁能写诗,人称“神童”。他一生痴迷古玩字画,为抢救国宝《平复帖》不惜变卖家产,甚至甘愿被土匪绑架也要护住文物。这般痴情,恰如杜甫所叹:“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其风骨岂是金钱可量?他集收藏、书画、诗词、京剧研究于一身,晚年虽贫病交加,却笑称“好好先生”,这份超脱,实乃乱世中一缕清风。
再看张学良(1901—2001),辽宁海城人,字汉卿,人称“少帅”。他父亲张作霖是东北大军阀,1928年皇姑屯事件中被日军炸死,张学良继掌东北大权。他顶住日本压力“改旗易帜”,却在“九一八”事变后为保存实力选择“不抵抗”撤离东北,此决策至今令人扼腕警醒;1936年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换来半生幽禁,最终2001年以101岁高龄逝于夏威夷。少帅年轻时是花花公子魁首,鸦片、女明星无所不好,可晚年皈依基督,自省道:“我这一生,错在太重情义,轻了家国。”这般跌宕,恰似李商隐诗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无常,警钟长鸣啊!
第三位溥侗(1871—1952),爱新觉罗氏,字后斋,号红豆馆主,是溥仪族兄。他因排行第五,梨园内外尊称“侗五爷”。身为清室宗亲,他家底丰厚,又常与名角切磋,终成昆曲京剧全才——《群英会》里能分饰周瑜、鲁肃等五角,文武昆乱不挡。这哪是寻常票友?分明是“六场通透”的化境!他精通音律词章,对人物身份揣摩入微,方能演活百态。难怪时人赞他“才艺冠盖绝伦”,这般造诣,全因“见多识广博采众长,方得六场通透之妙”——文化根基浅者,休想登此殿堂。
最后是袁克文(1889—1931),字豹岑,号寒云,河南项城人,袁世凯次子。1890年生于朝鲜汉城,自幼过目成诵,深得袁世凯宠爱。他无心权位,偏爱传统文化:粉墨登场唱京剧文丑,与方地山等雅士诗酒唱和。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竟以诗劝谏:“隙驹留身争一瞬,恐声催梦欲三更;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此句一出,触怒父亲,遂游居沪津。他挥金如土,晚年贫病交加,1931年病逝天津,年仅41岁。报载“天下莫不识寒云,诗酒风流多才多艺”,可叹这般才子,终被浮华所误——权贵门第若无定力,反成堕落渊薮,岂不发人深省?
坊间关于“民国四公子”说法纷杂,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便记:“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或卢小嘉或张孝若。”台湾大陆竟有七八种版本:或添孙科、卢小嘉,或换沈君山、钱复。然细究史实,核心四人——张伯驹的痴藏、张学良的戎马、溥侗的曲艺、袁克文的诗酒——最契合“公子”风流本色。其余说法多因地域亲疏而异,却难掩这四位以文化而非权势立身的真章。想想民国乱世,军阀割据、外敌压境,偏有这般人物守着琴棋书画、诗词曲艺,恰似浊浪里一叶扁舟,载着文明火种前行。他们或富贵或潦倒,终以才情留名青史,正应了那句老话:“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论诗》)。诸君且看: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唯有文化薪火永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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