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蜀汉政权中,都有哪些人背叛过刘备

在三国蜀汉政权中，背叛过刘备的有三人：糜芳、孟达、黄权——其中糜芳、孟达属主动背义，黄权则为势穷力竭、身陷绝境之下的无奈归降。

刘备是汉室宗亲，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一生以“仁义”立世，非虚名也。他颠沛流离二十余载，屡败不屈，待士以诚，信人不疑：对诸葛亮“如鱼得水”，托孤白帝；对赵云委以心腹，救幼主于长坂；对百姓“携民渡江”，宁弃城池不弃黎庶。袁绍闻其至，竟出迎二百里——此非权势所迫，实乃德望所感。然正因刘备仁厚至极，其麾下之叛，才更显刺目惊心：不是乱世寻常的朝秦暮楚，而是对“信义”二字最沉痛的反照。

小标题一：血亲之叛，最痛莫过于糜芳

糜芳，糜竺之弟，刘备的小舅子。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吕布袭取下邳，俘虏刘备妻儿，刘备军溃于广陵海西，粮尽援绝，《三国志·糜竺传》明载：“竺於是进妹於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此复振。”——正是糜氏倾家相扶，刘备才得以重燃星火。此后糜芳任南郡太守，与关羽共守荆州咽喉。可就在襄樊之战胶着之际，他竟私通孙权，献城投降，致使关羽后路断绝、腹背受敌，终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一叛，叛的不是军职，而是恩义；失的不是城池，而是人心。更令人扼腕的是，其兄糜竺“面缚请罪”，刘备宽言“兄弟罪不相及”，仍待之如初；而糜竺“惭恚发病，岁馀卒”——史笔无多言，却字字如刀。诚如杜甫所叹：“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小标题二：利害之择，孟达之降早伏于骄矜

孟达原为刘璋部将，降刘备后颇受信任，与刘封同守上庸。《三国志·刘封传》载：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二人却“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拒不出兵。关羽覆败后，刘备“恨之”；又因刘封夺其鼓吹（仪仗），孟达“惧罪”“忿恚”，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他临行尚修书伪饰，称“委质于人，岂敢背恩”——殊不知，真正的恩义，不在唇舌之间，而在危难之际的伸手一援。孟达之叛，非仓皇误判，实为私心压倒公义、畏罪甚于守信。故陈寿评曰：“孟达……矜其功名，不虑祸患。”所谓忠诚，从来不是顺境里的锦上添花，而是逆境中的雪中送炭。

至于黄权，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失荆州后，刘备决意伐吴。黄权苦谏：“若举国东征，魏必乘虚袭我，宜令臣为前锋，陛下居中策应。”刘备不纳，反命其率军驻扎长江北岸防魏。夷陵兵败，陆逊“乘流断围”，黄权归路尽绝，《三国志·黄权传》明载：“道隔绝，权不得还，故率将所领降于魏。”刘备闻讯，未诛其妻孥，反叹：“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此语沉痛而磊落，道尽君臣之间最后的体谅。黄权之降，非背主求荣，实为保全将士性命、免蹈无谓死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亦称其“不得已而降”，足见公论所在。

回看三人：糜芳忘本，孟达失节，唯黄权存义。历史从不苛责人在绝境中的生存选择，却永远铭记那些在顺境中亲手撕碎信义的人。刘备一生以“信”聚人，终亦以“信”待叛者之后——这或许正是他虽偏安一隅，却令千年之后犹令人肃然的原因。正如王勃《滕王阁序》所慨：“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仁者不欺暗室，信者不弃微光；纵使风云翻覆，那一点未曾熄灭的赤诚，终成青史深处最温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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