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中,曹操与袁绍分别是如何部署的?——曹操以数万之众扼守要隘、集中兵力、后发制人;袁绍则率十万大军分兵冒进、内部纷争、指挥失当,最终在战略部署上落于下风。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六月,袁绍精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意图南下直取许都,拉开官渡之战的序幕。然其内部早已裂痕深埋。监军沮授与别驾田丰力主“休养生息,徐图进取”,认为连年征战已致“百姓疲敝,仓廪空虚”,应先遣使奉贡天子,若遭曹操阻隔,则可名正言顺兴师问罪,同时屯兵黎阳、缮修舟械、扰敌边境,以逸待劳。此乃庙算之道,持重待机之策。
然治中审配、谋士郭图却鼓吹速战速决,援引兵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断言“讨曹易如反掌”。沮授再谏:“曹公迎天子于许,法令严明,士卒精锐,非公孙瓒之流可比。今弃万全之策,兴无名之师,实为骄兵!”郭图反讥其“不知权变”,更进谗言称沮授权重难制。袁绍遂疑之,竟将监军一分为三,令沮授、郭图、淳于琼各领一军——兵未交而将先分,谋未定而心已离,败象已伏。
面对袁绍南下,许都群臣多惶惧,唯曹操洞悉其弊:“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他果断集中仅有的数万兵力,采取“扼险固守、重点设防、以逸待劳”之策。具体部署如下:遣臧霸自琅玡入青州,控齐、北海、东安,稳右翼以防东面突袭;亲率主力屯黎阳对岸,命于禁守延津、刘延守白马,层层阻滞袁军渡河;更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筑垒深沟,作为决战核心——此地西连虎牢、东通淮泗,乃许都北面咽喉,且近畿补给便利,实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要冲。
与此同时,曹操巧妙分化敌势:遣使抚定关中,使其诸将保持中立;而当袁绍遣使招诱豫、兖诸郡时,虽刘表暗助、豫州多叛,但阳安都尉李通独拒;尤为关键者,张绣本欲附袁,谋士贾诩却当面斥其使曰:“曹公奉天子以令不臣,此一胜也;势弱必重盟友,此二胜也;志在四海,必忘旧嫌,此三胜也!”遂率众归曹,拜扬武将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诚非虚言。
“操以至弱当至强,若不量力,何以能济?”然观其部署,避其锋芒而不怯,聚其精锐而不散,守其要害而不躁,正合《孙子》所云:“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反观袁绍,拥众十万,却分兵无度、用将多疑,终致乌巢一炬,百万雄师土崩瓦解。后人读史至此,当记杜牧之叹:“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然袁本初非但不能“包羞忍耻”,反先自溃于帷幄之内,岂非天亡之,亦人亡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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