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之所以不用白话文写文章,说白了,就是“省材料、守传统、显身份”这三重现实与文化的考量在背后作祟。

话说回来,在春秋以前的商周时代,文言文与白话文本是同根生,差别不大。那时的人们为了书面记录的工整与简洁,开始有意识地将口语进行简化提炼,这便是文言文的雏形。你想想,那时候即便写的是文言,没读过书的普通人听人念出来,也大概能明白意思。可时间这玩意儿,最是无情。到了春秋战国,几百年的书写习惯让文言文这套系统彻底定型,如同被浇筑了水泥,往后两千年,它几乎就没怎么变过。
然而,白话文作为老百姓日常交流的工具,它可不管什么“定型”,它像一条活蹦乱跳的溪流,一路吸纳、一路变化。五胡十六国的民族融合,唐宋时期的市井繁华,都让口语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通俗。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嘴里说的是一套,笔下写的又是另一套。文言文被供在了庙堂之上,成了精英的书面语;而白话文则在江湖之间,继续着它的烟火人生。到了唐朝,二者已经彻底分家,泾渭分明。
那么,古人为何放着明白易懂的白话文不用,非得跟绕口令似的写文言呢?第一个原因,也是最现实的,就是省钱、省力、省地方。在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之前,写字那可是个奢侈活儿。咱们的老祖宗,要么把字刻在乌龟壳、牛骨头上,要么铸在青铜鼎上,后来虽然有了竹简和丝帛,但你想想,那竹简又沉又占地方,一卷书可能就是一车;那丝帛,更是贵得离谱,普通人家哪用得起?
在这种条件下,写字的要求就一个字:省!同样的意思,用白话文写可能洋洋洒洒一百字,用文言文精炼一下,三十字就搞定。所谓“惜字如金”,在当时可不是一句形容词,而是生存的智慧。文言文这种高度凝练的特质,简直是为这种“极限生存”模式量身定做的。所以,不是古人不想让你看懂,实在是写不起啊!
后来,到了宋朝,印刷术也成熟了,纸张不再是奢侈品,书写的不利条件基本消失了。那为什么大家还抱着文言文不放呢?这就牵扯到第二个原因:文化惯性与身份认同。
古人自小启蒙,读的就是“之乎者也”,写的就是八股文章。整个教育体系、科举考试,都是围绕文言文建立的。这就好比咱们今天用惯了键盘,让你再回去用五笔,很多人就不习惯了。这是一种强大的文化惯性。更重要的是,
文言文成了一道无形的墙,一道知识的护城河,将读书人与普通百姓清晰地划分开来。
当一篇文言文章读出来,老百姓听得云里雾里,而读书人却能心领神会时,这种差异感就带来了知识上的优越感和地位上的尊崇。所谓“士农工商”,读书人能排在第一,掌握这套复杂的书面语,功不可没。当然,凡事总有例外。白话文也并非完全没有生存空间。宋朝的勾栏瓦舍里,那些说书先生的底本,也就是“话本”,就大量使用白话,毕竟要让听众听得懂才能赚钱。到了明清,白话小说更是大行其道,四大名著便是其中的巅峰之作。甚至有些皇帝,比如朱元璋,下圣旨也喜欢用大白话,他那句“告诉百姓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简直是霸气侧漏,跟今天咱们说话没两样。
这正如刘禹锡在《乌衣巷》中所言:“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曾经属于庙堂之上的文言文,其承载的知识与文化,最终也通过白话文的形式,飞入了千家万户。从甲骨到竹简,从纸张到网络,语言的演变,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文明史。古人用文言文写文章,是时代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今天能轻松阅读,正是站在了无数前人演化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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