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度使最早出现在唐高宗时期,本为边防军事长官,却因集军、政、财权于一身,最终演变为割据一方、动摇国本的藩镇势力,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最大隐患。

唐朝初年,天下初定,却未偃武修文,反以“主动出击”为国防之要。太宗李世民深信:“制敌于境外,方得安于内。”彼时唐军骑兵纵横大漠,屡破突厥、契丹,故无需长城之固——以兵锋为墙垣,以战马为藩篱。
彼时行府兵制:兵农合一,平日耕田,战时自备甲马应征。统兵之将初称“总管”,后改“都督”,尤以边地大都督权重,可辖十州以上。然此制适于征战,难应持久戍边。及至疆域既广,攻守之势易位,朝廷遂转以防御为主。
《资治通鉴》有载:“边兵日增,府兵不继。”旧制戍卒仅数百人一镇,遇游牧铁骑突袭,如杯水车薪。待中央调兵,敌已远遁。于是,朝廷不得不于边境设重兵军镇,委任持节之都督统辖诸军——此即“节度”之始。
“节度”之名,源于古制。周代使臣持节出使,代天子行事,事毕还节。唐高宗时,已有“节度使”之称,指代那些被授予旌节、得以节制诸军的边将。然此时仅为临时差遣,非正式官职。直至睿宗景云年间(710–712年),始设节度使为常设职位,专掌边防军务。
初衷虽善,奈何时势推移。开元、天宝之际,土地兼并日炽,均田制崩坏,府兵无地可授,逃亡者众。朝廷被迫改行募兵制,兵械粮饷皆由国家供给。盛世之时,尚可支撑;一旦国力受损,则难以为继。
安史之乱(755–763年)一发,中枢崩解,财政枯竭。朝廷无力养兵,只得默许节度使自行募兵、征税、任官。更致命者,玄宗为抗叛军,废采访使,令节度使兼领监察;肃宗效汉末州牧故事,授其地方军政全权——军权、财权、行政权、人事权,四权归一,藩镇俨然国中之国。
所募之兵,多为流民子弟,父子相承,世代为兵。久而久之,“只知有帅,不知有君”。及至晚唐,节度使之位竟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形同世袭诸侯。昔日护国之柱石,终成裂土之枭雄。
诚如杜牧《阿房宫赋》所叹:“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唐之亡,非亡于外寇,实亡于内制之失衡。节度使之设,本为御边,却因权力无制、监督缺位,反噬其主。此正所谓“养虎遗患”,亦印证了那句古训:“权不可专,势不可久。”
南怀瑾先生尝言:“制度若无道德与智慧为基,愈精密则愈速其败。”节度使之演变,恰是此理之血泪注脚。而《明朝那些事儿》虽述明史,其笔法警世之意相通——凡权力集中而无制衡者,终将倾覆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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