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早年英武开明，中年之后却日益昏聩

孙权早年英武开明，中年之后却日益昏聩？——是的，志得意满与丧子之痛，终使一代雄主晚节不保。

早年英主：礼贤、用才、尚俭

少年承父兄之业，坐断东南，孙权初掌江东时，不过弱冠之年。然其胸襟开阔，知人善任，竟使“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他有三大长处，远超寻常帝王。

其一，礼贤下士。《江表传》载：潘濬拒见新主，称疾不起，孙权竟命人抬床入其家，亲至榻前慰劳，拭其涕泪。此非作秀，实为求才若渴。其二，唯才是举。潘濬本非江东旧部，亦非士族高门，然因其清正刚直，四十岁入吴，十余年即拜太常——九卿之首，足见孙权用人不拘一格。其三，躬行节俭。称帝后仍居旧宅十八载，宫室不增，车服不华，诚如《三国志》所赞：“性节俭，不务华饰。”

此三者，恰合古人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之理。昔曹操叹“生子当如孙仲谋”，非虚誉也。

晚景昏聩：志满生骄，丧子致乱

然盛极而衰，古来皆然。孙权晚年，志得意满，渐失初心。夺荆州、斩关羽之后，东吴声威达于顶峰，孙权亦由雄主转为骄主。《三国志》记其于武昌钓台大醉，命人以水泼群臣，笑言：“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止！”张昭以纣王“酒池肉林”为喻劝谏，孙权表面纳之，旋即疏远老臣，刚愎之态已露端倪。

真正压垮孙权理智的，是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太子孙登之死。时孙权六十，登年仅三十三。此子温良恭俭，深谙民瘼，待僚属如布衣之交，“或同舆而载，或共帐而寐”；游猎避踏禾苗，失器不忍责仆，临终犹上疏劝父亲贤远佞。其德其才，几可继光武之风。

孙权对孙登倾注全部政治希望。当年曹丕索质，素来隐忍的孙权竟断然拒绝，遣赵咨强硬回应，足见其护嗣如命。登既立为太子，辅以顾谭、张休、诸葛恪等俊彦，又令陆逊总摄朝政，布局缜密，俨然欲成“贞观之治”于江东。

然天不假年。孙登一殁，孙权如失栋梁。自此猜忌日深，废立频仍，二宫之争起，陆逊忧愤而卒，江东元气大伤。昔日“生子当如孙仲谋”之豪情，终化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悲鸣——可惜，千里之志未酬，反陷骨肉相残之局。

苏轼《赤壁赋》有言：“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孙权早岁如长江奔涌，中年以后却似泥沙俱下。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岂非权力无制、亲情无继之故？

故曰：英雄暮年，最惧无继；志得意满，必生昏聩。孙权之变，非一日之寒，实乃功成而怠、情伤而乱之必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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