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军队为何屡屡被辽国压制?根本原因在于:先天不足、后天失策,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失。

战争之胜负,非独凭将士勇猛,更系于时机之把握。宋太宗两次北伐,皆在“天时”上先输一局。彼时之辽,早已非昔日游牧部落,而是“官制渐备,法令修明”(《辽史》语)的成熟政权。其以马为富,以兵为强,军力鼎盛,社会稳固,远胜匈奴、突厥等前代北患。
恰如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所叹:“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若无周全准备,纵有雄心,亦难逃“樯橹灰飞烟灭”之局。
太宗首伐辽前,刚耗五个月灭北汉,士卒未得休整,粮秣未及补充,便急令东进幽州。诸将皆言“士卒疲敝,人心未附”,然太宗执意用兵。而辽廷早在宋攻北汉时便已调兵增援燕地,备战三月有余。此消彼长,胜负已隐然可见。
至雍熙三年(986年)再举北伐,太宗轻信贺令图“辽主幼弱,母后专政,可乘其乱”之言,殊不知彼时辽圣宗虽幼,然萧太后临朝称制,政令清明,耶律休哥等名将镇边,耳目遍及宋境。反观北宋,前线“粮储匮乏,石料不继,城寨颓坏”(李至奏疏),曹彬东路军竟因断粮溃败于岐沟关——此非天意,实乃人事之失。
北宋定都开封,地处平原,北无长城之险,西失幽云十六州之屏障,可谓“门户洞开”。一旦辽骑南下,千里平野任其驰骋;而宋军北伐,则需仰攻燕山,补给线漫长脆弱。
幽蓟之地,虽地形破碎,然对辽而言,乃“南面藩篱”,必倾国死守。辽军“旦夕可集十万骑”,且“一正军配三马”,机动迅捷,兵民一体。相较之下,宋军缺马久矣,《宋史·兵志》载:“国初马不满万匹”,骑兵孱弱,步兵难抗铁骑冲击。
太宗首次北伐,单路出河北,高粱河一战惨败,再无力反扑;二次北伐虽设三路合击之策,然曹彬贪功冒进,致粮道被截,全军崩溃。此非战略之误,实乃地势所限——攻易守难,退则千里崩盘。
更致命者,在于“人和”之失。太宗刚愎自用,两次北伐皆拒谏饰非。第一次出兵,群臣忧其仓促;第二次,李至、田锡等屡谏不可,皆被置之不理。军中号令不一,将帅互不协同,曹彬、潘美、杨业各部缺乏呼应,终致全线瓦解。
反观辽廷,景宗用人不疑,圣宗初年由萧太后主政,信任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宿将,授以专征之权,“赏罚必信,士卒用命”(《辽史·耶律休哥传》)。君臣同心,上下一体,岂是北宋可比?
诚如《孙子兵法》所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无道则无和,无和则无胜。宋失幽云,非一日之寒;辽据北土,亦非侥幸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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